作者：罗玉雪

编前语

疫情，是场灾难。

发灾难财的人很多，其中就有学校和老师。

网课，随新冠病毒而来，害惨了无数学生和家长。

学校强制受教育者购买上网课所需的平板电脑及配套软件，加剧着社会的不公平，制造着各种潜在的社会矛盾。

毁灭民族从文化开始，毁灭文化从教育开始，毁灭教育从老师开始。

教育是人类的自卫行为，但以这种方式实施教育，实际上是对人类自身毁灭性的伤害……

在市场经济中，资本要增值，可是实现增值的最后一步，要完成惊险的跳跃——把商品卖出去。

所以什么样的销售方式都有，什么样的勾当都有，只要是能把商品卖出去，资本才不会去考虑——他们还只是孩子。

01

教育不是生意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在线教育按下了“快进键”。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基础教育在线行业融资额超过500亿元，甚至有研究机构预测，到2022年，在线教育的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1500亿元。如此庞大的市场需求量，有人早就盯上了这块大蛋糕。

话不多说，请先看通报：

人们对于这则消息本身，就感到不可思议。本以为在经历上次嘉兴几所中学强制购买平板电脑风波后，部分存在问题的学校和人员会自查、自省，以此为鉴。但没想到的是，上次的风波刚刚平息没多久，竟又有学校出现类似问题。

强制学生购买平板或某些所谓的教学APP，不说非常普遍，至少并不罕见，云南不是首例。家长对相关问题的反映，以及媒体对类似事件的曝光，隔三岔五就会出现。

因购买平板电脑发生的家校冲突自2016年起就在全国各地陆续发生。

2020年11月前后，浙江嘉兴被曝光有多所学校以是否购买平板电脑为依据分班，变相强制学生购买指定品牌的平板电脑，捆绑搭售教辅软件，并违规收取软件服务费，三年费用可达6500元。嘉兴全市127所初中学校已有53所学校开展“平板教学”，以人均购买平板电脑硬件设备3000元计算，加上捆绑销售的教辅软件和流量包，当地参加平板教学的初中生共花了1.1亿元左右。

由之前的报道可看出，尽管所处地域、发生时间不同，但被曝光的学校集中在初中阶段。收费方式也大致相同，主要分为平板硬件费、软件服务费和网络流量费，三年下来总收费为4000至7000元不等。

学校在推销平板和APP的时候，给出的理由五花八门。有的说，是“尝试新教学模式，对学生进行分层和个性化教学”；有的说，“布置作业和学习要用”……而有的煞有介事地声称：学校开设的“平板班（智慧课堂班）”，比常规重点班成绩提高了十多分，学校进行实验后觉得效果不错才执行的……

而不管打着什么幌子，有一点相同：这些学校都信誓旦旦地表示，购买平板不强制，纯属学生自愿。

事实上，他们会通过平板布置作业或其他方式，将购买的学生和没有购买的学生割裂开来、区别对待。

这样一来，哪个学生和家长敢抗拒？这，就是人人都心知肚明的“被自愿”。

其实，某些学校和教育者之所以铤而走险顶风作案，基本上都是经济利益作祟。类似情况鲜有不吃回扣、不拿好处者。某些企业为了赚钱，将黑手伸进了学校。

近年来资本染指教育的现象愈发严重，公办学校的某些教育主导权慢慢丧失，把一些本该学校承担的任务让渡给社会企业。教育类的在线培训已经形成人工智能产品，这些产品又牵涉到校外培训、媒体甚至部分学校、教师的经济利益链条。这个教育产业化利益集团一旦形成，想要让这个利益集团把吃到肚子里的蛋糕吐出来，简直与虎谋皮。

02

退钱不是终点

学校是塑造学生心灵的地方，本应是最该遵纪守法之地，最该以身作则。可如今，部分学校却利用自己在教育领域占据的位置，想要交换到更多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连学生也被其“异化”为自己获取资源的交换砝码。

打着教育信息化的旗号，以是否购买校方指定的平板电脑为标准进行分班，就是校方在利用自身地位进行“强买强卖”，完全违背了教育初衷，这种方式已不是简单的“吃相难看”足以形容。

校方不惜以低级手法变相强制学生和家长购买平板电脑，背后所谓校企合作牵涉的利益不可忽视，是否存在利益输送，需要进一步深入追问。

然而，类似事件不应被视为特殊个例看待，不能只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才被“特事特办”，采购物资所谓尊重家长和学生的意见，也不能停留在口号上。应该划定一条红线，对于内容及程序都需要作出十分严格的细致规定。例如，只有被列入必要名录的产品才可开展采购，必须达到一定比例的学生和家长同意方可开展，项目招标必须公开透明，甚至可要求由监管方以第三方的方式介入作统一采购，校方不得与企业直接合作等。

“学校强制学生购买平板电脑”一事，有关部门推动并实现了清退，这个结果理所当然。但退钱是重点，却不是终点，其中的校企合作存在的问题应该追问，类似的校企合作也应杜绝。作为教育资源的供给方，客观上不能给校方留下任何挟身份强制学生购买产品的机会，方能更大程度地保持教育环境的纯粹。

还有有网友吐槽：如果仅仅清退违规收取的费用，一些学校和教育者难免心存侥幸。即便被揪住了，也就把钱退了，没啥大不了的，不会伤筋动骨，几乎“零风险”。因此，相关部门应加大对涉事人员的惩处力度，健全相关法律法规，让心存侥幸者不敢越雷池半步。

03

平板只是工具

平板电脑被某些学校看做是辅助教学的重要工具，功效利弊暂且不谈，就它的价格来说动辄五六千，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确实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有人疑问，究竟是什么牌子的平板它的性能如何，凭什么远高于市场价那么多？

2021年四川柳树中学要求学生购买5998元的平板电脑。校方自称“举行了统一招标采购，选择报价最低的企业”，但随后经过查询发现“中关村在线”平台上，该款平板电脑参考价格为1599元，且已停产。

嘉兴市某中学打包出售的平板电脑包括相关教辅软件和上课所需的流量包，总费用共计6500元。这个价格并不便宜，在订购之前很多家长都想货比三家，先了解一下这款平板电脑。但是家长在网上却查不到任何关于电脑的信息，问老师，老师也说不出来。等平板电脑到手，家长们按照说明书上的硬件配置去网上查询后，更觉得这钱花得不值。除了价格虚高之外，家长们也觉得这平板电脑的作用并没有像之前学校宣传的那么大。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平板市场上现在较为流行的一款学海智通云三星平板P355C早于2016年停产，同样捆绑“智通云”学习软件销售，但在三星网上商城却无法查询到该商品。

在信息化时代，信息化手段进入教育系统似乎是一个无可避免的现状。但能否将教育信息化建设简单理解为要求学生配备平板？这是否将教育信息化的重点从软实力建设模糊为硬件建设，将教育信息化形式化为电子产品的购买？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不要把使用现代教育技术、人工智能等同于现代教育信息化，教育现代化是教育理念和制度的现代化。

教育还是要有它的灵魂，也就是育人。

育人的核心是老师组织教育、培育学生发展，在这过程中运用到的教育技术都是为了解放人而不是约束人。电子产品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来使用，不能过多依赖这种衍生的辅助工具。

有的学校错误地理解教育信息化，加之资本介入，推进教育信息化的背后存在利益链。要遏制这类事件发生，需要教育部门和学校正确理解信息化，不要以“教育信息化”为名，把学生作为牟利的工具。

04

跨不过的鸿沟

在5800的平板电脑面前，有条件的家庭咬咬牙依然可以拿下。但是对于有的家庭而言，别说什么线上互动课外培训了，连基础的上课都难以做到。

疫情重压之下，原本存在的“数字鸿沟”被猛然放大，使不少贫困家庭的孩子难以跨越。

在这样不平等的条件下，由于资本对教育的裹挟，让这种不平等更加加剧。

一位家长反映：家中三个不同年级的孩子都要上网课，一口气买了三部手机，花了好几千元，给家里带来不小负担。

云南昭通，一间临时搭建房、一个取暖炉、一个小女孩和两个小男孩，在临时搭建的房子里面低着头，聚精会神地看书。在远处的山脚下，是没有4G网络的家。

三个孩子分别就读于昭通实验中学、云天化中学和镇雄中学。受疫情影响，学校老师开始在线上教学，但三个孩子所在村庄信号极差，不能正常在网上听课。为了不延误课程，三个孩子只能到处寻找网络，最后在山坡上定点，去离家较远的临时窝点上网课。

远在河南省洛宁县的郭翠珠只能每天到村委会蹭网学习，上演现实版“凿壁偷光。”

看似随手可得的网课，对于贫困孩子来说并不容易，西部某县因无智能手机、无电脑、无网络等原因无法上网课的学生就有2000多名……这些案例，让人看了很难过，暴露出网上教学有盲点待除。

贫穷并不是绝对坏事，即使富裕家庭也会有意识地让孩子接受吃苦教育，但是接受吃苦教育，和一直在吃苦是两件事。贫穷构成了这些孩子对原生环境的绝大部分感知，也构成了大部分的影响，而在这些影响中，绝大部分是枷锁。

现在的教育一方面为国家培养人才，同时也担负社会各阶层流动的功能。但如果教育越来越资本市场化，越来越变成一种生意。不仅不能为国家培养各种人才，只会培养更多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会阻塞底层人向上的流动。这对社会的发展将是极其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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