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纪检周刊

反腐成了“守着粪坑打苍蝇”

杨连宁：只办贪官不改人治怎么行？

“盖中国之积习，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有绝妙之言，而绝无践言之事”（副岛种臣语）。显然，正是这种言出法随、权随人变、法无定规的人治制度，使得反腐成了“守着粪坑打苍蝇”，反贪成了一把越刷越脏的马桶刷子。

为什么反贪能成为社会最大关注热点？因为“腐败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损失，最大的社会贪污，最大的政治挑战”（刘亚洲语）。那么，腐败的根源何在呢？显而易见，根源就在干部训政、干部摄政的人治制度上。

以少数精英治理文盲大众的官僚制度，在中国源远流长。干部训政制度之下，小到科长，大到常委，假如谁上来都追求个人说了算，那么，权大法小、官贵民贱、权力调配一切资源的人治，就必然会取代法治。

网友曾说：“楼倒，能倒出贪官；桥塌，能塌出贪官；代表，能代出贪官；干爹，能干出贪官；二奶，能睡出贪官；撞车，能撞出贪官；抽烟，能抽出贪官,住房，能住出贪官；喝酒，能喝出贪官，微笑，能笑出贪官，日记，能写出贪官，小偷，能偷出贪官，怎么会查不出贪官呢？”

而朱镕基则说：“我这里准备了100口棺材，99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无非是个同归于尽。”“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

毋庸讳言，如今官场里人满为患，如同一个塞满不洁之鸟的笼子。“一个国家的青年，争着去当公务员，这说明这个国家的腐败已严重透了”（梅德韦杰夫语）。一位前中纪委官员回忆说，中纪委刚成立的1980年代，反贪是端着枪满天空找鸟来打的——我所知当年打下江西的倪献策，安徽的黄璜等省部级官员的受贿数额，照今天的案底都够得上冤案——这位纪检官员说，打鸟打了20多年，如今闭着眼睛朝天上随便放一枪，都会掉下几只鸟来。

由此可见，零星的中枪，已经无力阻吓铺天盖地的乌鸦与麻雀啦！正因为如此，雷厉风行的反腐风暴，接二连三的贪官落马，乃至挑落了前政治局常委的周永康案，打翻了前军委副主席的徐才厚案，才成了全民围观的打虎大戏。

民国时代的国语课本上，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一个大瓶子里盛满了果子，人人有机会伸手进去抓。伸手进去是不会被捉的，抽不出手来才有麻烦——只有太贪太蠢，不愿与小朋友分享果实的孩子，一手进去抓个满把，手被撑大到超出了瓶颈才会抽不出手来——吃独食的孩子自己抽不出手来，能怪别人吗？

一部官员财产公开法案，拖延了25年仍未出台。官员财产不见阳光的这25年，恰恰是灰色收入从暗流涌动到汹涌澎湃的25年。我们常说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做坏事，好制度却能防止坏人做坏事。这也就是说，只办贪官，不改人治，只能一时缓解民怨，治标不治本。反贪之所以会成为一把越刷越脏的马桶刷子，就是因为体制上不冲水、不换水的原因。

1896年8月，李鸿章乘坐邮轮抵达纽约，开始了对美国的访问。当他见到两届美国总统格兰特的儿子家境贫寒时，大惑不解，当众感慨：“呜呼！我真不理解当官这么穷怎么可能？”没错，当年有“宰相合肥天下瘦”一说，说的是李家虽有数百万两白银家产，但也没说李鸿章是个大贪官吧？此例让我相信了，无论是对于贪贿行为的容忍度，还是对于贪贿行为的参与度，其实，历史上中国人一直都是领先世界的。

谁都知道，贪腐是我国集权与特权的干部训政制度的孪生物，是“官治、官有、官享”取代了“民治、民有、民享”的必然结果。干部训政的实质，是权力的自我合法化与自我合理化。什么叫权力的自我合法化、自我合理化？就是官员自我授权，自诩高明，自封正确，自我表扬地行使公共权力，也是“法无定规,言出法随，权随人变”。

“缺乏法治的权力”也即人治，作为中国人的“阿琉克斯之踵”，是我们泥足深陷贪腐的体制性根源。离开了法治取代人治的体制改革，反贪不就成了守着粪坑打苍蝇？不就沦为一把越刷越脏的马桶刷子吗？

叶利钦揭露过前苏共高官特权待遇的3大标志，也是他所说“权力无节制利己化”的标志：“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以享受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就连我这个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的级别，都配有3个厨师、3个服务员、1个清洁女工，还有1个花匠”（叶利钦语）。

勃列日涅夫曾承认这些消费“靠工资谁也生活不了”，而国内不少官员承认的“工资总也不动，老婆总也不用，吃喝总有人请，烟酒总有人送”，更胜他一筹——你不难看出，源自前苏共更不输于前苏共的高官特权，在国内之所以更泛滥、更凶猛，在于官贵民贱、官肥民瘦在中国更有历史渊源，更有潜规则，也更有制度真空与体制袒护。

普京曾说：“不肯公开财产的官都是贪官。”俄罗斯的制度反腐，已经走到了立法禁止官员拥有国外账户与财产的程度。而国内呢，一部官员财产公开法案拖延了25年仍未出台，更别说禁止官员转移财产到海外了，你连动议还没听到吧？法治空白对于官员灰色收入的宽大无边，几乎到了隔岸观潮的程度。两千年的周期律早已反复证明，离开制度改革，只反贪官不改人治是没有出路的。

如今不要说“靠工资谁也生活不了”了，靠工资谁也不可能送子女出国留学吧？可许多高官子女不都留学了吗？靠工资谁也不可能拥有几处房产吧？可许多高官不都拥有几处房产吗？靠工资谁也不可能豪奢消费、穿戴名牌吧？但许多高官不都豪奢消费、穿戴名牌吗？显而易见，法律与制度网开一面，宽容甚至放纵了官员以权敛财，助推了官富民穷、官肥民瘦的大行其道。

有人估计，国内贪腐案的发案率，仅有贪腐率的1/100。仅以房子为例。以目前机关、事业单位与国企员工的名义收入，谁都买不起房子，然而“房叔、房婶、房姐”却层出不穷。如前所述，手里有三套、两套房子的，主要是机关、事业单位与国企三位一体的食利者阶层吧？

久居鲍鱼之肆而不闻其臭。如今，全社会对于孝敬上司、送礼收礼已经见怪不怪了，对于卖官鬻爵、权钱交易、回扣分肥也已习以为常了；对于官员在职谋取学历文聘见怪不怪了，对于官二代满盆满钵赚钱也习以为常了；对于高官隐瞒转移财产见怪不怪了，对于贪腐越查越多，贪官越办越多也习以为常了，不是很可怕吗？

由此可见，只办贪官不改人治是没有出路的。革除干部训政的人治制度，推进法治改革，跳出“官治、官有、官享”的官僚制传统死穴，才是制度反腐的唯一出路。

（文章来自杨连宁著《中国人为什么活得累？》东方出版社2014年8月版）

原文链接：http://m.chinajiceng.com.cn/guancha/2018-07-09/1043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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