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沧浪大侠 

1995年7月5日深夜，辽宁省铁岭县双井子乡某村发生了一起火灾，村民将火扑灭后，发现这户人家的女主人陈某和4岁的幼子于某某已经死亡，警方调查认为这是一起刑事案件。

第二天，陈某的邻居、参与救火的张文利被铁岭县公安局收容审查。

收容审查制度始于1980年，理论上是针对有轻微违法犯罪、特别是弄不清真实身份的人员采取的一种羁押方式，1997年1月1日正式取消。实际上，它成了对证据不足的犯罪嫌疑人采取的强制措施。

被收容审查近1年后，1996年5月23日，张文利被正式逮捕。

10月21日，铁岭市检察院提起公诉。公诉书称，张文利当晚8点多从后窗入室，用被子将陈某母子蒙住扼昏后纵火焚尸。

铁岭中院受理后，认为此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将案件退回给检察院。

1998年9月2日，检察院撤回起诉；10月8日，检察院再次提起公诉。公诉书虽然没有增加新的证据，但将张文利的作案细节描述得更具体了，称他先掐死陈某，小孩哭叫后又用被子蒙，等到小孩不动了放火焚尸。

法院受理后开了两次庭。1999年4月20日，法庭给出的结论是：“合议庭一致认为本案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依法宣告被告人张文利无罪。”但该院审委会最终没有同意。

审案的不断案，断案的不审案；决定有罪与无罪不是根据案情，而是协调各方需求作决定。这种运行机制是很多冤案产生的根源。

2002年12月18日，案件再次退回检察院。

2003年，司法部整顿超期羁押问题，6月23日，张文利得以在羁押2910天后被取保候审，一年后解除了取保候审。

从此，此案就这样悬挂着，直到2021年8月6日，铁岭市检察院才再次将该案移送法院。

这个“候审”，一候就是18年！

2022年6月1日，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法庭认为，整个案件除了张文利的有罪供述外，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嫌疑人有罪，唯一可能能够证明其有罪或无罪的脱鞋也被公安机关弄丢了。

并且，张文利每次的有罪供述中，作案动机、时间、过程以及作案工具前后矛盾。

不难想像，这些有罪供述是怎么得来的。

后来张文利在国家赔偿申请书中介绍了他遭受的刑讯逼供细节。

他经常被抻开四肢固定在监房的铺板上，一次长达半个月时间，最长曾经被固定过一个月，吃饭靠人喂，大小便直接拉；他在被关押的8年中，有7年多时间戴着24斤的脚镣，有6年被困在铺板上不能走动。

虽然他早在2003年就恢复了自由，但“强奸杀人嫌疑犯”的帽子戴在头上，对象找不着，打工受歧视，父母在人前也抬不起头来，两位老人长期抑郁，先后生病去世。

现在的张文利身患多种疾病，听力下降，语言表达能力受损。

2022年6月9日，铁岭中院终于就此案作出一审判决，宣告张文利无罪！

但是，张文利的人生再也无法回到正常的轨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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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对办理刑事案件的期限有非常明确具体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在需要的时候都可以被突破，各个冤案中普遍存在无视诉讼期限的问题。

从某个角度来看，很多时候给诉讼期限规定的特例助长了冤错案的发生。

我们都知道，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保障之一，如果允许特殊情况下可以突破程序正义，那实体正义一定会受到侵害。因为打算侵害实体正义的人一定会创造“特殊”的条件，让程序正义不复存在。

我本人就是冤案的受害者，被江苏省盐城市中院一审冤判8年，江苏高院二审改为6年6个月，实际服刑5年10个月。

我在一审判决下达之前，从侦查到检察，从检察再起诉，从起诉到审理，所有程序规定的期限都用到最后一天，所有的特殊情况下的延期全部被用足。

从第一次移交起诉因证据不足被退回，到二审判决期间，没有增加任何一个新证据，但刚开始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已经变成了“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此刻，我反复看张文利的案子，思考他为何能得到无罪判决。

原因很简单，因为此案从第一次开庭审理，铁岭中院就没有作出有罪判决，以致于拖了26年后的判决只是一审判决。

如果此前已经作出过有罪判决，那么改判将会让很多负有责任——虽然并不会真正追责——那些参加过一审、二审判决的法官们一定会使出浑身解数阻止再审，阻止改判无罪。

所以严格来说，张文利根本就没有蒙冤，因为没有谁给他定过罪，他连个责任人都找不着。

张文利很不幸，但和其他的蒙冤者相比，他又是幸运的。

6月23日，张文利递交了国家赔偿申请，总计索赔519万余元。我估计，最终赔偿数额不会超过2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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