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老丝

用证据说话，为百姓反腐。天下，必有一个说法。与一位法治理想主义者共同见证法治的进展。

2016年4月，湖南益阳的实名举报人吴正戈，还沉浸在媒体报道那些被他揪出来的腐败法官的成就感中，我就听当地消息灵通人士说，公安要抓他。于是我就提醒他注意风险。他满不在乎地说，“我这么多年遵纪守法，连偷税漏税都没有，哪有罪名让他们抓，没事的！”两个月后，我的担心不幸应验了。当地公安抓他的罪名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说他不仅找人偷拍了违法违纪法官的证据，而且把他们聚赌、包二奶、公款吃喝和旅游的事情公开披露到媒体上去，侵犯了这些法官的隐私。为此，他付出了几年的牢狱代价。

我记得当时全国有七家媒体报道了这件事，包括《新京报》和《京华时报》都发了评论文章，均认为公民举报违法违纪官员有正当性与合法性，手握公权力的官员的隐私权应让渡于监督权。但是，湖南的法院还是判了他的罪，并且还给他增加了个更匪夷所思的骗贷罪。贷款是有，抵押也都是真实的，只是因为与银行的民事诉讼正在进行中，没有及时归还，大不了拿抵押的土地和房产执行嘛，银行有什么风险呢？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报案，非得给人按个罪名？所以吴正戈怎么都想不到，自以为干干净净没事的，也有罪等着他。

河南郸城的申宗奎同样没有想到，自己举报当地县委书记腐败，会牵涉到自己牢狱之灾。网上帖子不是他发的，是一个记者采访后发的，非得给他弄个寻衅滋事罪。怕寻衅滋事罪定不上，给他加了个骗贷罪，可是贷款多年前就已经全部还清了，怕这个定不上，又给加个重婚罪。可是他也没有结婚啊，只是有过两段相隔多年的感情。怕重婚罪定不上，又罗织了一个传播淫秽物品罪，只是因为公安机关从他手机和微信里发现了那种小电影。四个罪名毫无逻辑关联，可最后竟然都判了。

如果他要知道有这么多罪名等着他，可能打死也不会举报当地一把手。这个案件的报案人，竟然就是当地县委书记，这种县委书记充当刑事案件报案人的，我也是头一回见。吴正戈举报和得罪的那个市委书记，不久后就升迁了，而且步步高升。当年被举报的中院院长，也升了，现在已经是高院副院长，尽管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被证明是抄的。申宗奎举报的那个县委书记，当然也升了，成了地级市的副市长，所以他的案件二审也翻不了，就算庭审时检察员都承认证据不足，照样维持原判。悲哀不？

最近宁夏有一个涉及民营企业家的大案，也出现了这种完全预料不到的罪名，就因为跟朋友打了头野猪，给定了个非法狩猎罪。是的，多年前打过一头野猪这是事实，但当时他腿脚不便，只是坐在车上看，并不是亲手去打了那头野猪。而且民间打野猪司空见惯，说野猪不能随便打，最多也是个行政处罚，谁会想到过去这么多年了给翻出来加个非法狩猎罪呢？实在是找不到罪名了，什么偷税啊，隐匿会计账簿啊，给按上罪名都不意外，符合办案逻辑，这个非法狩猎挺意外的。如果不是专案组办理，会给某个企业家按这个罪吗？

山西那位县委书记，被查了近两年都没有查到他收过谁一分钱，终于找到他媳妇曾经买过一辆二手车，新车原价二十多万，几个月后以二十万买到，差价几万元被认定为受贿款。但凡能有他受贿的更好的犯罪事实和证据，用得着找这么牵强的事儿吗？谁原价买二手车呢？如果不是图便宜的话。他自信为官清廉，从未收过任何人一分钱，逢年过节一向拒客，这么多年连独生女买房的首付都凑不到，怎么就突然变成了受贿犯呢？就像我曾辩护过的一位县委书记，也是查无贪腐证据，给弄了个滥用职权罪刑期“实报实销”。

所以我有时在想，我们普通人一生谨言慎行，可能也有天难免会遭到一些莫名其妙的罪。下河抓个鱼虾，上山逮个麻雀，被侵害了要防卫，遭遇不公去举报，为了家人去信访，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构成非法捕捞、非法狩猎、故意伤害、寻衅滋事、强迫交易等各种罪名。民营企业家风险更多，不是在看守所就是在去往看守所的路上，因为最少有十几个罪名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律师知法懂法，就能完全避开吗？山东东明的许庆丰律师，就是怎么也想不到，拿自己本该拿的律师费，最终会构成莫名其妙的贪污罪。悲观地想，人生处处都有坑。

在刑事法网如此严密的时代，重刑主义依然是刑事司法的主流，而谦抑性却被执法者淡忘。刑法确实在规训社会行为上是最有效最严厉的手段，所以才会有官员非常嚣张地说“我有一百种方法刑事你”，因为在权力话语系统中，要给一个公民罗织罪名根本不是难事。我曾在涉黑案件的阅卷中，偶然看到本应入副卷的公检法会议纪要，竟然在案件侦查之初就已经三长定调，连罪名和没收财产都已细化了，后面岂不是流水作业？诉判一致，哪有什么辩护的空间？而且有请示汇报，上诉和申诉的救济渠道其实是非常渺茫的。

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除了衣食住行这种生活需求，安全需要是紧接其后的。在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中，免于恐惧的自由也是压轴的。争取应有的权利，获得安全的庇护，是根植于我们内心的。但在某种程度上，两种又是矛盾的，有时候为了争取权利，就得牺牲自己的安全。我们要的岁月静好，其实都是靠一些人的负重前行，甚至是“寻衅滋事”。在一个愈加公平、开放和文明的社会中，我们希望权利获得应有的尊重，权力得到普遍的监督，而且是在更加安全的前提下，而不用担心因为争取权利或监督权力而怀璧其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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