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公民于平  

某知名智库的一份调查问卷显示，超九成被访者希望健康码在后疫情时代发挥更大作用，此事引发热议后，胡锡进都看不下去了。

他怀疑调查的科学和准确性，同时认为：健康码的角色应该专事防疫，不应向其他领域延伸，疫情过后它应当休眠……我们不应让防疫期间的一些高强度管理和动员措施惯性向疫情后社会过渡，那样不利于合理使用公共资源，也不利于社会活力的全面恢复。

胡锡进的观点引起了大多数人的共鸣，对于他的观点，我也大致是支持的。

如果把抗疫，比作人类与病毒之间的一场战争，那么健康码就是战争年代的通行证，如果战争都已经结束了，还把战时通行证继续保留，这难道不是很荒诞吗？

健康码等抗疫举措应该在疫后退出，这早就成为共识，2020年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也曾热议“疫后退出机制”，掀起一波广泛的社会讨论。

云南省公安厅大数据专家组组长刘跃文也曾公开表示，疫情期间采集的信息只用于疫情防控工作，等疫情结束后或是指挥部下令扫码结束，数据就将被销毁，不留作任何用途。

所以，相关智库的调查称，九成被访者赞成健康码继续更新和扩大使用范围，这样的民意明显缺乏代表性。我实在弄不懂，这样的调查，到底调查了谁？这些人为何对健康码如此依恋？

从调查的具体内容看，所谓让健康码在后疫情时代发挥更大作用，也经不起推敲。

调查称，公众最希望健康码能够在“卫生健康”（60．08％）、“城市治理”（59．41％）、“交通出行”（55．58％）、“文旅娱乐”（49．67％）领域发挥作用。

那就意味着，这些领域在正常情况下，也要借助类似“健康码”手段，对人群进行甄别和分类，而这，明显违背人人平等的现代文明理念。

卫生健康、交通出行都是基本的公共服务，难道说有些人可以进医院，有些人不可进，有些人可以乘公交，有些人不可以乘，原因仅仅是因为某个“码”的颜色？

文旅娱乐也是同样，难道说进KTV也要凭某个“码”，至于城市治理，现在各种“码”已经够多了，难道还要“码”上加码？

其实，无论对于“卫生健康”、“文旅娱乐”，还是“城市治理”、“文旅娱乐”，我们的相关立法已经很完善了，做好这些领域的管理和服务，严格依照法律就行了，何必要画蛇添足？

“健康码”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措施，是公民为了公共利益，而让渡个人权利的不得已举措。它绝不是什么大数据治理的可推广经验，对于正常的社会运作不仅不会有增益，反而会有损害。

所以，“健康码”一旦脱离了健康，脱了防疫范畴，它就成了脱缰的野马，很容易导致权力的扭曲和滥用，此前，河南村镇银行的许多储户被赋红码，就是一个明证。

所谓“健康码在后疫情时代发挥更大作用”，还是省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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