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思 

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这里讲述的是一起发生在二十六年前的“抢劫杀人案”，笔者当时作为蒙冤者张彬的辩护人之一，现为其刑事申诉代理人，一直在为其奔走、辩护、呼吁。造冤易如反掌，沉冤难于登天！走过长达二十多年的伸冤路，我们发现道阻且长、前路茫茫，几于丧失信心！

迫于无奈，笔者以这样的方式与大家见面，希望将故事的全貌分享给大家，也希望读者诸君能够伸出援手，为笔者指点迷津。

一、案发经过

1996年2月20日，重庆市沙坪坝区陈家桥镇万宝村的村民周女士到派出所报案，称其丈夫陈某某于2月13日骑一辆红色嘉陵125型摩托车外出后一直未归，怀疑已经被害。陈家桥派出所接报后展开调查，故事由此拉开序幕。

6月29日下午2时许，周女士在陈家桥一巷子里发现了疑是失踪的摩托车，立即通知亲友到派出所报案。民警赶往现场后，经核对车架号、发动机号等确认系陈某某外出时所骑的摩托车，遂将骑车人何某某带回所里进行讯问。何称此车系找好友龚昌志所借。当日下午5时许，龚昌志被查获。经过多次讯问，龚先称该车系其找一陌生人在山洞（地名）所购，后又称系从重庆市九龙坡区金凤镇垣塘村村民张彬处购买。

6月30日晚，年仅24岁的张彬在其邻居家玩耍时被警方带走。

7月2日，龚昌志在第5次被讯问时从陈家桥派出所2楼纵身跳下，企图自杀，导致浑身多处受伤、手臂骨折，被送往西南医院抢救。

7月3日早上8时20分左右，龚昌志在西南医院第6次被讯问时，第一次供述其与张彬共谋抢车杀人的事实，并交代了埋尸的地点。同日下午14时许，警方用担架抬着龚昌志，来到其承包地沙坝起获尸体，并对现场进行勘验。

7月4日凌晨4时至6时50分，参与起尸、勘验的四名警察对张彬进行第3次讯问，张彬第一次进行有罪供述。

同年7月12日10时，张彬在重庆市沙坪坝区看守所被执行逮捕。

二、审判情况

1997年4月10日，原四川省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张彬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案犯龚昌志也以上述罪名获罪，决定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张彬不服该判决，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该院于1997年12月9日以“原判事实不清”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后，于1998年9月10日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决张彬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追缴犯罪所得赃款3500元。龚昌志亦因前述罪名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张彬对判决的刑事部分不服，提出上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重庆高院）于2000年12月14日作出二审判决，张彬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追缴犯罪所得赃款人民币3500元。龚昌志也相应改为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2001年3月14日，张、龚二人被送到重庆市监狱服刑。

三、申诉历程

在监狱服刑期间，经过管教干部的教育帮助，龚昌志于2001年6月14日终于交代了已被其隐瞒长达5年之久的案件事实，并向管教干部呈送了长达十四页的坦检材料。在坦检材料中，龚昌志如实陈述了他独自一人杀害陈某某，并指称张彬共同作案的详细经过。监狱干警迅速将情况向领导报告，并通知张彬，张彬旋即告知父母并要求律师会见。2001年7月5日，笔者会见张彬，并从狱方复制了龚昌志的坦检材料。

2001年7月9日，张彬向重庆高院提出申诉，该院在经过再审以后，于2004年2月23日裁定维持原判。

2016年12月22日，张彬刑满释放，于2018年1月再次委托笔者代理申诉。2018年1月28日，张彬向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最高检）、重庆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重庆市检察院）提出申诉。

2019年6月3日，重庆市检察院向重庆高院提出渝检刑申再建[2019]1号《再审检察建议书》，认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02）渝高法刑再字第6号刑事裁定认定张彬与龚昌志共谋杀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并通知申诉人，但重庆高院经审查决定不予采纳，宣告该次再审程序失败。

张彬继续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检、中央政法委等申诉，但杳无音讯。2022年10月26日，张彬再次向“两高”，重庆高院和重庆市检察院提出申诉，11月2日，重庆市检察院回复“经审查，张彬的申诉案件，本院已经办结，并作出了渝检刑申复通【2019】1号刑事复查通知书，我院依法不再受理”，其余单位则无讯息。

四、张彬坚持申诉的原因与真相背后的疑问

（一）本案认定张彬与龚昌志共同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在案证据存在诸多疑点，且未被逐一排除

我国《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正）第五十五条第二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二条对应当运用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予以详细规定。前述规定为刑事案件发生时，如何确保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办案机关应当查证核实的内容指明了方向。而本案中，却在存有诸多疑点的情况下，再审法院不开庭审理，仅以书面审查的方式，便作出认定张彬与龚昌志共谋故意杀人的维持裁定，显然违反了疑罪从无的刑事诉讼原则，导致事实不清，裁定结果错误。

笔者认为，本案存在的主要疑点如下：

1.张彬与龚昌志缺乏共谋的客观事实（情感、信任）基础

• （1）龚昌志在1996年7月3日19点的讯问中供述：我认识张彬是在1995年10月间。
• （2）龚昌志在1996年9月5日的讯问中供述：我老婆牟某某可能不认识张彬的名字，但人她可能认识（但牟某某予以否认）。
• （3）龚昌志在1996年12月17日的会见中陈述：我是在买第一个摩托车的时候认识张彬的，时间大约是1995年10月份左右。
• （4）龚昌志在1999年8月3日的讯问中供述：我是在1995年认识张彬，关系一般，张彬没去过我家，在我家附近敬老院耍过。
• （5）张彬在1996年6月30日的讯问中供述：我是在1995年12月份认识龚昌志的，龚昌志当时在金凤街上摆摩的，认识龚昌志时，龚昌志骑一辆红色嘉陵125型摩托车。
• （6）张彬在1996年12月17日的会见中陈述：我和龚昌志好像是在1995年的11或12月份认识的。
• （7）张彬在1998年12月7日的讯问中供述：1995年我在卖皮鞋，进货承租龚昌志的摩托车认识龚昌志的。

共谋抢劫杀人类暴力犯罪，通常需要参与者相互高度信任、精心策划、周密准备，然后实施。而二人认识时间短暂（若从1995年10月1日开始计算，则到案发时的1996年2月13日止，共计135天），关系一般，无论从情感还是从信任角度考察，都未达到生死与共的程度，故缺乏共谋作案的事实基础。

2.从犯罪动机考察，采取杀人手段抢劫摩托车，增大犯罪风险，不符合客观事实或者日常生活经验法则

关于“黑车”即赃车当时的市场价格，龚昌志在1996年7月9日检察院提讯时，提及“2-3千元”；1998年8月7日重审回答辩护人提问时，称：“你是否知道车的价值”“我只知道黑车只有2千元。”

根据龚昌志的供述，在向张彬支付现金3500元后，他取得了涉案摩托车。由此可见，龚昌志的供述严重违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龚昌志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家有父母妻女，生活幸福，明知只需花2000元左右，即可买入一辆相似的摩托车，即使被查获，轻则按治安管理条例予以处罚，重则按1997年刑法的收购赃物罪判处三年刑罚！而抢劫杀人一旦败露极有可能被判处极刑，根本没有必要冒着杀头的危险，再支付3500元而劫取摩托车。

另外，在当时，3500元也算一笔“巨款”，张彬将“赃款”如何进行处置的？藏了还是用了？这些问题对本案来说也十分重要，属于证明张彬是否参与作案的有力证据，但侦查机关并未全面收集，法院也未对此事实进行查证，而是片面的依靠审讯时的“口供”予以认定。

然而，上述疑点，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均未被排除。

3.关于共谋时间、地点、分工等细节的供述存在矛盾

• （1）龚昌志在1996年7月3日8点20分（第六次 西南医院）供述“具体策划地点在我家”；在第七次（同日 派出所）讯问笔录中称其与张彬第一次共谋的时间是在1996年2月6日上午10点左右，在金凤镇兽医站旁边，仅谈了几分到十几分钟的时间；第二次共谋是在1996年2月12日上午9时左右，在金凤街上油房侧边，并称张彬叫他在比较背湾（偏僻）的地方挖一个坑。
• （2）1996年7月9日，龚昌志在检察院提讯时称，1996年2月6日，张彬喊他帮忙准备一把鎯头、一把“羊铲”，2月12日再次见面时张彬问他准备工具没有，龚昌志说开山（斧头）在家，洋铲还没准备好。
• （3）1996年8月5日，在第九次讯问笔录中，龚昌志称2月12日，张彬在金凤场上问斧头和铲子准备好没有，并叫龚昌志在他的承包地沙坝上挖一个坑。
• （4）1996年7月4日，张彬在第三次讯问笔录中（即第一次“有罪”供述），称作案时间是1996年2月13日或16日的一个上午10点钟左右，共谋时间是案发的前7、8天和2月13日上午7点钟左右，共谋地点均是在金凤街上。
• （5）1996年7月9日，在检察院对张彬进行提讯时（即第二次“有罪”供述），张彬称是1996年1-2月份左右一天，和龚昌志在街上耍，说一起去弄个车。
• 但是，上述矛盾或者疑点，至今仍未被排除。

4.关于“张彬”搭乘摩的到达龚昌志家的时间存疑

根据1996年7月2日派出所对周女士的《访问记录》，陈某某于2月13日上午8点多钟离家上街，再据龚昌志之妻牟某某的证实，龚昌志于该日早上7-8点离家外出。另据公安预审人员吴某某1996年9月5日《关于张彬杀人、抢劫一案调查说明》证实，经过调查走访，并无人能证实张彬实施杀人、抢劫、搭乘摩的等事实。

• （1）龚昌志在1996年7月3日8点20分（第六次 西南医院）被讯问时称是9-10点钟；在1996年7月3日19点（第七次 派出所）被讯问时称是上午10点左右；1996年7月9日检察院提讯时称是9点左右等到的张彬；在8月5日第二次预审时再次称是10点左右。
• （2）1998年12月7日，在重庆高院提讯龚昌志时形成的《提审笔录》中，龚昌志称是上午9点左右。
• （3）1999年8月3日，在重庆高院再次提讯龚昌志时形成的《审讯记录》中，龚昌志称“大约10点过点，张彬骑车来的”。
• （4）张彬在第三次（即1996年7月4日，第一次“有罪”供述）讯问笔录中先称是1996年2月13日或16日的一个上午10点钟左右，后又称是10点左右看见摩托车，并开始搭乘的。

    “摩的”到达龚昌志家的准确时间，将直接影响和认定张彬是否具有作案时间，是否参与本案，直接事关张彬罪与非罪，但该疑点自始至终并未被排除。

5.关于支付摩托车费的金额，存在疑点

在龚昌志的第六、七次（1996年7月3日）讯问笔录及第二、三次预审笔录中，提到他拿了50元钱主动帮张彬支付车费（但其中并无三人关于车费金额的对话内容，应付多少？该补多少？都不明确）。而在第三次讯问张彬时，张彬称搭乘摩托的车费是25元，龚昌志帮他付车钱好像是拿的一张100元的。

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张彬”与驾驶员关于车费的约定、龚昌志给付驾驶员“摩的费”的票面金额是多少（即是50元还是100元？），被害人随身携带的零钞金额（报案材料与龚、张二人供述不一致，据此可以判断能否当场找补零钱）并未查明，这也直接影响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客观性、关联性。

6.关于龚昌志在1996年2月13日的行踪，存在疑点

1998年1月18日，笔者作为辩护人，与当时的另外一名辩护人一同到牟某某家，对其进行了调查。问：“你当天是否整天在家？当天是否逢金凤赶场？”答：“整天在家，他是早上出去买的，中午没有在家吃饭。不太清楚当天是否逢场。”问：“张彬你是否认识？来过你家没有？”答：“我不认识他，他也没有来过家。”问：“龚昌志买第二辆摩托那天时是何时出去的？”答：“大概是早上7-8点钟左右”。

牟某某对于1996年2月13日龚昌志活动时间的证明，与2001年6月14日龚昌志自书的“坦检材料”载明的时间一致。但是从侦查到审判，对此都没有查明，该事实也直接影响龚昌志系列供述的真实性，事关张彬是否具有作案时间、是否参与作案，但全案自始至终并未查明。

7.关于张彬供述的死者衣着特征等存疑

1996年7月3日，《陈某某被抢劫案现场勘查记录》载明：“尸体呈跪式头西南脚东北俯卧于坑底，已基本腐败，死者系男性，上身穿黑色内衬假毛的外套，蓝色中山装，米色晴纶开衫，腰系绿色人造革皮带，下穿蓝色长裤，脚穿杏黄翻毛高腰皮鞋，左手腕戴有3号山城手表一块，衣包内有白底蓝花手帕一块，山城、青城烟盒各一。可见尸体头顶较大面积骨折、碎裂（参见法医鉴定书）。”

1996年7月4日，由参加现场勘验的四名警察对张彬进行讯问时形成的第三次《讯问记录》载明：身高 1.66-1.68米，不胖不瘦，上穿黑色西装或夹克，裤子是黑色，鞋子米黄色皮鞋。

由此可见，张彬的供述，既与现场勘验存在显著差异，又与被害人亲属报案等内容严重不符，严重缺乏客观证据的支撑。

除此以外，诸如杀人、匿尸、付款、离开等过程，龚昌志与张彬之间及各自前后陈述，均存在大量疑点、矛盾，尚未被排除。

然而，如前所述，龚昌志的供述不仅前后矛盾，而且与张彬的供述内容也不相符合，即缺乏客观性。在前述疑点存在的情况下，本案明显未能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但重庆高院不仅片面地采信了认定申诉人张彬故意杀人的证据，而且对本案存在的各个疑点熟视无睹，乃至作出错误的裁定，让无辜者蒙受不白之冤，承受了二十年的牢狱之灾！严重违背了疑罪从无的刑事司法原则。

（二）重口供轻证据，认定张彬与龚昌志共同作案的主要证据系二人口供，导致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在诉讼过程中，本案虽有被害人亲属的报案材料、被告人供述、赃物、被害人尸体、作案工具、尸检报告、现场勘查笔录等，但这些证据均无法直接或间接证明张彬犯有故意杀人罪。其理由是：被害人尸体和作案工具系根据原审被告人龚昌志的供述，分别在其承包地和家中查获；摩托车一直是龚昌志在使用；报案材料只能说明被害人陈某某的失踪时间、体貌特征、衣着情况等，据此并结合现场勘验记录，可以判断死者是否为陈某某；而尸检报告中被害人尸体、作案工具和现场勘查等均未检测出张彬的任何生物特征，因而不能以此认定张彬实施了杀人行为。而唯一能够“证明”张彬犯故意杀人罪的证据，就只有张彬自己及原审被告人龚昌志的供述，以及张彬对杀人工具、受害人照片的辩认笔录，但这些言词证据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前述疑点，并未被逐一排除，故缺乏客观性，不应被采信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三）法院未全面、客观地收集、审查、采信证据，审判程序违法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2018修正）第五十条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再据《刑事诉讼法》（2018修正）第五十二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收集证据必须要客观、全面，不能只收集有罪证据，而忽视无罪证据。而纵观全案，在历经两次一审、二审，一次再审后，每一阶段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均只收集、采信了“证明”张彬故意杀害被害人陈某某的证据；对当时辩护人收集的、认为能够证明张彬不具有作案时间的多达30余份证人证言等，既未依职权逐一核实，在1997年1月29日开庭时又未依法组织质证，其余几次审理中，对于能够证实张彬不在现场的目击证人也没有进行调查取证，或通知出庭作证。

根据证人秦某某、卢某某、黄某某的证言，能够直接证实案发当天（即1996年2月13日）上午九点至十一点期间张彬的活动情况，直接排除了其作案嫌疑；其他证人也证明当天中午因为张彬的奶奶去世烧“三七”，所以张彬家有很多客人来吃饭，张彬当时也在场；另外，证人曾某某亦证实在1996年2月13日上午十点左右在金凤镇街上见过张彬。上述多位证人的证言客观真实，证人与本案之间并无直接或间接的利害关系，与张彬也属一般关系，不存在包庇犯罪的嫌疑，证人相互之间的证言也无相互矛盾或冲突的地方，能够充分证明张彬没有作案时间、没有实施犯罪行为的案件事实。

审判人员对于能够证明张彬没有作案时间的证人证言，从第一次审理开始，既不经过法定程序，对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等进行审查，也不将其作为证据线索，提供给侦查或者公诉机关进行补充侦查。在重审时，虽然组织了举证质证，但是在公诉机关没有举示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即主观臆断判定所有证人证言与查证的事实不符，倾向性地采纳不利于张彬的证据，并据此作出有罪判决，严重违反了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失去了程序正义。在其后的二审、再审中，法院对此错误仍未纠正。

（四）公安机关对张彬、龚昌志的审讯，存在刑讯逼供等嫌疑，该类供述依法应予排除 

根据本案中对张彬的讯问记录，明显可看出讯问人员对其讯问的不寻常之处。

根据本案的卷宗显示，1996年6月30日，讯问人员对张彬的第一次讯问是在当日的21时50分开始，直至23时40分结束，其间，张彬表示自己从未卖过摩托车；同年7月3日，公安人员对张彬进行第二次讯问，自凌晨1时起，1时35分结束，此次的讯问记录中，张彬认为是龚昌志在诬陷自己卖了摩托车给他。

1996年7月3日，龚昌志因伤（属于畏罪自杀？刑讯逼供？我们不得而知）被送到西南医院抢救。同日8时20分，公安机关在医院对其进行提讯，龚昌志交代了作案过程，并据此起获尸体、作案工具等（此时，公安机关尚未立案）。

第三次讯问，自1996年7月4日凌晨4时起，6时50分结束，此时正是人们的正常休息时间，四名曾参与起尸、现场勘验的侦查人员突然对张彬进行提讯，实属在对人进行精神与肉体的折磨和摧残！也是变相的刑讯逼供！在本次的讯问记录里，张彬第一次承认有罪，并详细地“供述”了自己的作案经过，包括与龚昌志的共谋内容，但其供述的作案时间是“1996年2月13日或16日的一个上午”，具有不确定性。

根据张彬的“供述”，这起案件是张彬和龚昌志精心策划的结果，怎么会将时间记错？且差异如此之大？显然有悖常理。而且张彬为何在此次讯问中将案件事实“和盘托出”，态度与前二次截然不同？另外，为何此次的讯问有四人参与？对张彬的讯问时间为何均在接近凌晨或就在凌晨的时间？在之后几次对申诉人张彬的讯问记录中显示，张彬对讯问人员称之前自己“供述”的作案经过，均是受到当时讯问人员的打、骂后点供的结果。

对于讯问人员刑讯逼供的行为，张彬曾当庭陈述，并且张彬受到刑讯逼供后身体留下的伤痕，也有当时同舍羁押的人犯证实。对此，法院依然采纳了张彬的“有罪供述”，据以定罪并处以极刑！这明显违反了法律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

（五）龚昌志已坦白交代了杀害被害人的行为系其一人所为，与张彬无关的事实，该事实恰好能排除前述疑点，证明张彬无罪

2001年3月14日，张彬与龚昌志被押往重庆市监狱服刑。2001年6月14日，龚昌志向监狱坦白交待了故意杀人行为系其独立完成，与张彬无关的案件事实，并向管教干部呈送了长达十四页的坦检材料。在坦检材料中，龚昌志如实供述了他独自杀害摩托车驾驶员的详细经过，以及承办该案的侦查员对他进行刑讯逼供，要求他说出同案犯，而他不堪侦查人员的毒打，就谎称张彬是同案犯，以免惨遭更为残酷的暴行！龚昌志的坦白交代，已充分揭示、排除前述疑点，证明张彬没有参与犯罪活动。2001年7月5日，重庆市监狱不但向笔者提供了龚昌志自书材料的复印件，而且还安排干警陪同笔者对龚昌志、张彬分别进行了会见。但再审法院在裁定书中认定龚昌志的辩解，与其前妻牟某某向检察机关提供的证言不能相互印证等，因而不予采纳。

笔者认为，根据龚昌志的供述，其前妻牟某某实施了帮助龚昌志掩埋被害人尸体，隐瞒龚昌志杀人的犯罪事实的行为，涉嫌窝藏、包庇罪，如果龚昌志供述的案件事实属实，那么牟某某就可能构成犯罪。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牟某某故意避重就轻、虚假陈述，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因此，牟某某的证言缺乏真实性。而应根据龚昌志的供述，结合全案的其他证据进行综合审查、认定，以查清案件事实，并宣告张彬无罪！

（六）被告人没有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而检察院却不能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张彬有罪，故应依法宣告张彬无罪

我国《刑事诉讼法》（2018修正）第五十一条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

根据本条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被告人是否有罪是刑事诉讼中的核心问题，也是人民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刑事诉讼的最基本内容。人民检察院要求法院判决任何人有罪，就应当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而无需张彬自己来证明自己无罪的事实！然而，在本案中，检察院不仅未提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张彬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而且对张彬的讯问过程存在刑讯逼供的嫌疑置若罔闻，置自身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能于不顾，重庆高院更是仅凭讯问人员出具的合法收集证据的说明，便草率地认定张彬的供述合法，并予以采纳。在龚昌志供述系其一人单独作案、上述疑点因此也被排除的情况下，重庆高院仍裁定维持原错误裁定，完全未能维护张彬的合法权益，未能严格依法审判，纠正冤案。

潜遁幽岩，沉冤莫雪。二十六年过去了，谁是真凶？我们相信司法机关有责任、有义务、有能力查清案件事实，为张彬沉冤昭雪，维护社会体系真正的公平与正义。

笔者始终坚信：正义可能会迟到，但一定不会缺席。所以，请大家相信党、相信国家，让我们拭目以待。在此，也恳请大家能够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并伸出援手，关注、转发本文，共同铺就伸冤之路，早日还张彬清白。笔者也会不断地更新后续的进展情况，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