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作者｜评论员熊志

广州南沙体育馆方舱一名新冠感染者自缢身亡，这是一则让人悲伤到不能自已的新闻。

这位化名小雅的广州女子，在11月18日上午自缢身亡，她离世的消息，在资讯便捷的互联网时代，经过了五天时间才传播开来。而在那篇刷屏的新闻报道中，我们大概能还原小雅活着时的一个生存剪影：

小雅，今年32岁，老家湖北天门，丈夫郑宇（化名），二人结婚十多年，有两个孩子，一个九岁一个五岁，留在老家，二人在外打拼多年，是典型的外来务工人员，从事服装制衣行业，居住在人口密集的广州城中村，14日检出阳性转运方舱。

一个32岁的妈妈，抛下两个孩子不管，毅然决然地离开世界，她到底为什么而绝望呢？我们永远也无法走进她的内心，但关于小雅的死亡之谜，似乎仍然有一些蛛丝马迹。

在新闻中，我看到有这样一个细节，对于方舱生活，小雅并不习惯。而在得知丈夫也被感染以后，“她说过年也不想回老家了，留在广州，怕感染了这个病毒回老家被人说闲话”。

常年漂泊在外的小雅，难道不想回家团圆，不想见到孩子吗？她的害怕和恐惧，无非是担心阳性的标签，让她遭遇来自外界的歧视和非议，让她遭遇社会性死亡。

在她的自我定义里，感染新冠的自己，已经成了某种社会的“麻烦”，沾上了必须进行社交隔离的原罪。

报道说，小雅曾给她表姐打电话，“透露出对感染新冠病毒后的害怕，还在电话里哭了”。从这个细节来看，她似乎不只害怕感染后的社死，还害怕病毒本身，尽管她甚至没有出现发烧、咳嗽等症状。

至此，对于小雅的自杀，似乎可以有一个不太严谨的归因了。不管她在生前是否遭遇了其他的困难和挫折，新冠恐慌——对疾病本身以及对感染后社死的恐慌，无疑已成为了压垮骆驼的稻草。

如今，就像郑州官方说新冠肺炎是自限性疾病那样，对病毒的科普越来越多，但小雅之死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在社会心理层面，新冠恐慌仍然是一种普遍性心态。

为什么？说到底，消除恐慌早已不仅是一个科普命题。

在一些用力过猛的措施下，在层层加码的尺度下，我们很难要求大家去理智地相信，新冠病毒不可怕。就算相信科普，感染后隔离封控以及社死的代价，同样会让大家畏惧恐慌。

可怕的不是病毒，而是巨大的不确定性。我相信，这种困顿的状态，不只是小雅一个人有。就像今天一篇刷屏文章提到的，新冠一代的孩子们，也正在亲历超出想象的“次生灾难”。

在与世界告别的时候，小雅的内心一定经历了剧烈的斗争和煎熬。新闻说，17日24时到18日8时，小雅整晚没睡，她用了8个小时来进行心理建设，最终还是没能找到一个说服自己继续活着的理由。

同样一片体育场馆，悲欢却并不相通。

我们为小雅之死而悲痛。她的离去，作为一种“排除他杀”的自杀行为，也许不会被纳入到五千多例新冠死亡病例的数据库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轻描淡写的用自杀的定义这一场悲剧。

在某种意义上，小雅自杀，也代表了一种“次生灾难”。在其背后，长时间封控对收入、生存的影响，用力过猛造成的病毒恐慌心态，感染连带产生的社会性死亡，它所制造出的无法反馈到新冠统计数据层面的社会心理创伤，也在制造一起起悲剧，这一事实应该被重视、被看见了。

无论如何，我们始终不能忘却一点——所有的防疫措施，不是为了别的，正是为了一个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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