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一味地警告人民不信谣、不传谣，而是应该让人民觉得政府发布的信息的确是可信的。—

作者：沈岿教授

沈岿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

2022年12月7日是一个标志性日子！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即国十条），其中的各项优化措施，都寓示着新冠疫情防控开始出现明显的转变。

面对感染率、传播率持续增强，重症率、致死率又不断减弱的新冠病毒变异株，严防死守、阻断一切传染可能性的模式，显然因为成本消耗巨大又难收以往之成效而无法继续维系。此处所谓的成本不仅包括经济上、金钱上的成本，还包括心理的、情感的、信任的成本。终于，这些成本达到了或者几乎达到了人民承受的极限，防疫模式的改弦更张势在必行。

然而，在从应急状态向常态回归的过程中，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现在还不是轻言“解放”乃至“躺平”的时候。疫情并未结束，病毒变异株仍然在肆虐，防疫模式改变有可能减少在过去持续耗费的某些成本，但也会带来新的成本，这就是风险社会中的“风险-风险抵换”（risk/risk trade-off）。其中，最可怕的是两类成本：一是生命健康成本；二是政府-人民的互信成本。

由于病毒变异株的新特点，过去筑起的防疫堤坝已经不起病毒洪水的冲击。模式转换相当于建立更多的泄洪渠，洪水所过之处难免带来灾害。当全民都曝露在病毒传播链之中时，身体抵抗力弱的就有可能不是无症状或轻症，而是重症甚至死亡。目前，各种基于周边国家和地区新冠死亡率对我国大陆地区的预测都不见得完全适合国情，但考虑到人口基数，这个数字绝对不能小觑。与此同时，在此前模式运行过程中，尤其是后期，政府-人民的互信已经受到相当冲击和损失，这种损失不会因为防控模式更迭而迅速恢复。甚至，如若在转型期对人民生命健康的关怀和保障不到位，具体事项上处置不当，政府-人民的互信很有可能会承受更大更多的冲击和损失。

如何在最大范围内减少这两类成本，以最小代价获得转型成功，为常态之下经济复苏、改革深化、迈向更高的制度文明打下基石，毫无疑问，需要我们所有人共同付出努力。然而，其中更具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政府。因此，政府至少应当做好以下工作。

不宜过分强调“做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

作为独立、自主的个人，当然应为自己身体的健康负责，在常态和应急之下都是如此！过去防疫模式之下，政府“父爱主义”干预过多，隐隐有家长对未成年人般的“你们的健康我负责”的作风。转型之下，“做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提法，在地方不绝于耳。其实，传染病防治是一项公共卫生事业，无论个体如何努力为自己健康负责，都不可能通过分散的个人实现防治目标。政府在获取和调动专业知识、技术手段、医疗资源等方面，始终有着个人无法匹敌的优势。在更换新模式之后，政府过分强调个人自己负责，有可能会引起人民的再度不满。

转型期不能过度“退位”和“失位”

过去防疫注重命令-控制型模式，是传统的高权行政，即便以指导意见、指南等名义颁布的文件，也基本上要求各地各部门贯彻施行。对于违反者经常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甚至入罪判刑的方式进行处理。这的确与过去的防疫重点在于切断任何传播链条相匹配，却也引发不少涉嫌侵犯权利的争议。在防疫转型期，政府仍然应当把人民生命健康放在重要位置，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与之前大相径庭，应该分别不同事项采取不同的方式履行职责，而不能过度“退位”、“失位”。例如，应该以命令的方式严格要求——而不仅仅是强调——公共场所（包括学校、工厂、写字楼、商店等）的室内戴口罩，最大限度减少病毒高载量传播，也应该以命令的方式要求各相关部门、机构严格依法、充分保护公民权利，对于违法侵权者实施严惩。又如，应该以引导的方式出台个人应对新冠病毒感染的指导意见、出台医疗机构如何分诊的指导意见等。新的模式尚在形成之中，唯有刚性措施和柔性手段彼此结合，在各自范围内发挥作用，才能尽早确立新的防疫模式，才能灵活地适时调整。无论何种手段，善待每个人的基本权利，是再怎么重复强调都不为过的。

维护并有效、合理配置与利用医疗资源

感染率、重症率的增加，势必对有限医疗资源的运用带来极大的挑战。据非正式渠道反馈，有些城市的医院已经几乎进入瘫痪状态，市面上与治疗感冒、发烧有关的药物价格比日常高出几倍。这就需要政府多管齐下解决医疗资源紧张问题。第一，应当充分保护医护人员，无论是在职的还是征调的退休人员或者是外省市的医护人员，保证合理的上班和休息时间，给予一切需要的防护装备、用药和有症状后的恢复期。第二，应当给予医疗机构在医疗资源的合理配备、使用等方面准确的指导意见；第三，应当引导人民用最简单的方式判断自己是否需要去医院（目前在很多地方已经是高风险区），比如用指夹式血氧仪检测，以减少轻症患者就医，减少对医疗资源的挤兑以及不必要的更多传播。第四，应当引导人民合理准备药物和其他防疫用品（如抗原测试剂），甚至严格要求有些用品在一定用量以下购买储备，同时协调各大电商平台，调动和集中药物资源，根据疫情在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供应最需要的城市和地区，在保证药物价格合理上扬区间的同时，严厉打击哄抬防疫药物、设备的行为。

保障逝者获得及时的殡葬服务

这是最难提出的建议，但也是不得不面对的灾难痛点。即便在病毒毒性减弱的当下，我国的新冠死亡率很可能比其他国家和地区要低，但几条线构成的数字符号背后，总归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生命，以及他们的家人。当大量逝者出现，造成殡葬服务无法跟上时，不仅在情感上难以让逝者家属释然，更会让对如何存放、安置逝者束手无策的家属悲愤交加，也会让其他普通民众无法接受。因此，若地方上的疫情发展迅猛，殡葬发生困难的苗头已经出现时，政府就应尽可能采取有效的协调应对措施。

加强公开、透明、坦诚的风险交流

传染病防治实质上是风险处置。而风险既有客观成分，又有主观成分。前者是指危害发生的可能性，有着基于科学的概率预判，但也不是精准的，甚至不一定会发生；后者是指不同的人对危害发生可能性的认知是不同的，对如何预防和管理风险的认识也是不同的。因此，风险处置基本是在充满诸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作出和执行决策，而加强风险交流（risk communication）是至关重要的。风险交流是就风险的存在与否、如何预防风险、当风险转为现实危害时应当如何处置等问题，将已经获得的知识以及未知的不确定性，以公开、透明尤其是坦诚的方式进行互相之间的信息沟通。在风险社会中，风险交流的主体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但是，政府应该在其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政府不能一味地警告人民不传谣、不信谣，而是应该让人民觉得政府发布的信息的确是可信的，而不是遮遮掩掩的或者是报喜不报忧的。任何风险处置措施都不会让所有人满意，但真诚的风险交流可以塑造人民对风险可接受性、风险处置瑕疵可接受性的心理。

“与病毒共存”并回归到常态之前，我们会经历一波又一波的病毒冲击，每一波冲击都会比之前的冲击减弱，但每一波都会有威胁个体生命的不幸和危害发生。每一个生命又需要我们尽最大努力给予最大限度的关怀和敬重！衷心希望和祈祷我们可以以最小的代价渡过难关、走向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