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鑫宇案新闻发布会

一场新闻发布会后，举国关注的胡鑫宇案被尘埃落定。与过去无数社会热点事件一样，唯一的“正确”结果被抛出，任你有再多想法，都不得再争论了。于是，鸦雀无声中，我们等来下一波热点事件，重蹈覆辙……这不是一个健康社会应有的样子。

此案的事实，笔者不做揣测；此案的程序，尤其是备受争议的“应否立案”的问题，引发了笔者对我国立案程序的某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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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想讨论的问题

目前，认为此案不应刑事立案的最主要理由是，没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是，《刑事诉讼法》第112条规定的立案标准之一是“认为有犯罪事实”，这一标准本身就存在如何理解的问题；“立案”这个程序本身也存在一个如何定位的问题。

也有人认为，警方已动用了大量资源进行调查，立案与否已没有意义。可是，名不正则言不顺，在一个不明不白的程序中作出的决定，其实体结果也必然会惹人生疑。

本文认为，此案在大规模搜寻未果后，至少在封闭的粮库里发现吊缢的尸体时，便应当立案了。但问题的关键不是此案中到底有没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而是我们应当如何认知“立案”这一程序，如何理解“认为有犯罪事实”这一立案标准。

02

揭开立案程序的神秘面纱

立，即确立；案，即案件。所谓“立案”，即确立一个案件。刑事立案，则意味着对某个案件有动用刑事手段进一步侦查的必要，而非确认犯罪事实存在。否则，岂不是一旦立案，必然有人被移送审查起诉、公诉、甚至定罪量刑？因此，在一个健康的程序中，“立案”需谨慎，但不应神秘莫测、遥不可及。

若立案不再严苛，撤案也同样可以简单。立案后，通过名正言顺地侦查，若发现犯罪事实不存在，大大方方撤案即可。若把立案看成是确认有犯罪事实发生，那么，为达到这一标准，警方必然会在立案前采取实质性的侦查措施，其结果是“不破不立”，立案后也难再撤案。

因此，我们需要树立一个认知——立案，不代表确认犯罪事实存在，只是确认一个案件有进一步侦查的必要；撤案，不等于立案立错了，只是通过侦查对案件的认识更深刻了而已。

▲案发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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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立案标准如何理解？

我国的刑事立案标准规定在《刑事诉讼法》第112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先不讨论“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这一要件是否合理，单看“认为有犯罪事实”这一要件应当如何理解。

“认为有犯罪事实”应当是一种主观判断，即只要办案人主观上有合理的根据认为可能有犯罪事实即可，并不需要有证据证明客观上确实存在犯罪事实。

原因很简单，报案时的线索一般是有限的，《刑事诉讼法》第112条又仅规定了对这些线索进行“迅速审查”，那么，通过这些有限的线索和迅速审查，大部分情况下几乎不可能确认一个犯罪事实的存在。先要求“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或者说“确认有犯罪事实”，再允许立案侦查、收集证据，这一逻辑本身就是违背人类认知规律的。

正因如此，不少国家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并不以“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为前提。比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60条规定，“通过告发或者其他途径，检察院一旦了解到有犯罪行为嫌疑时，应当对事实情况进行审查。”（李昌珂译：《德国刑事诉讼法典》p78，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德国由检察机关行使侦查权，此处的“审查”即侦查。

这里，我们还可以参考逮捕和移送审查起诉的标准进行理解。逮捕对证据和事实的要求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移送审查起诉对证据和事实的要求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既然立案仅代表一个案件的确立，那么，其对证据和事实的要求至少应当低于逮捕和移送审查起诉的要求。

在胡鑫宇案中，15岁的少年失踪3个月没留下一丝痕迹之时，在多次搜寻过的、封闭的粮库内被发现尸体时，警方应当能合理地认为有犯罪事实的嫌疑了，此时应当立案。如果不立案，也应当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12条出具正式的“不予立案”的决定书，书面告知理由。如今呈现给公众的这种既没有立案，也没有不立案的做法，难言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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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前的“初查”应当废除

实践中，办案机关在立案前常对案件进行“初查”，以确认是否符合立案条件，其在初查中采取的手段甚至已经与立案后的侦查无异，成为侵犯权利的严重隐患。

“初查”没有法律依据。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12条，办案机关立案前的工作是对线索“迅速审查”，显然不是这里动用大量手段的“初查”。因此，初查是公安机关的一种自我赋权，是权力的自我扩张。

“初查”的性质不伦不类。初查不是行政程序，因为初查是为了认定案件是否应当刑事立案，公安机关不能以行政职权来决定是否启动刑事程序；初查更不是刑事程序，因为没有立案。

由于初查时尚未立案，所以公安机关既不用受到《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的约束，又常常把初查的证据堂而皇之地用于后期的审查起诉、公诉、审判。目前，警方已经在胡案中动用了大量资源，不妨做一个假设，如果尸检结果指向了他杀，那么，该尸检报告、前期的现场勘验等各种证据是否会用于刑事程序呢？如果会的话，即说明目前的“调查”程序本身就是不伦不类的；如果不会，那么警方便需要再次耗费大量资源，且已经错失了侦查的最佳时机。

对于“初查”程序带来的种种问题，仅仅规范初查程序本身是没用的，因为产生“初查”的根源就在于，根据初期的报案线索实在是难以认定犯罪事实是否存在。只要对立案程序的理解、对立案标准的理解不改变，初查带来的种种弊端便无法得到彻底解决。

▲案发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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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立案程序本身只意味着确立一个案件有进一步侦查的必要，不代表必然存在犯罪事实；而人类的认知规律也决定了，“认为有犯罪事实”这一立案标准不应理解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否则，必然导致实践中种种程序违法行为的出现。

再回到胡鑫宇案，目前，我们仍不清楚警方是以怎样的程序处理本案，说是行政程序，可实际上却动用了刑事手段，有刑警队的人参与、有刑侦技术专家出马；若说是公安机关对公民普通的帮助、救助，可这种帮助本身就是无法律可依的，其中采取的种种调查手段也完全得不到有效规制，何况，耗费一百多天、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资源，早已超出了“帮助”的范围；若说是刑事程序，又没有立案。程序不明不白，必然让人产生诸多猜测。

事到如今，人们之所以对胡鑫宇案存有质疑，源于程序的缺失，源在于之前无数事件中公信力的丧失，源于不优先畅通公开渠道却一味打击所谓“谣言”。公权力存在的必要，是为公众谋利，而非压迫；政府的职能首先是服务，而不是管理。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感受得到的方式实现。（文/刑辩的魅力 ）

来源：公号@刑辩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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