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饱具权力、权势色彩的可通行、可公度的话语流，类似于美国的赫伯特·马尔库塞所谓‘全面管理的语言’。它既有滔滔不绝的语势——以保证自己理由在握，道理在手；也具有高度的挤压力——对其他话语方式将形成极大的威慑，以期保证自己的无限权威性。”

在云南话里，“操”有两个意思，但绝不是字面上你知道的那个意思。一是直接通“骂”，网络上已经有很多啼笑皆非的例子，可以直接替换“骂”来造词，然后你就会知道有多搞笑。二是“操心、关心、在乎”，造句：操不得匿迹多了。意思是“管不了那么多了”。

后来网友提醒我，台湾人讲的“操”也不是我们熟知的字面意思。我查了一下，发现会被举例的那个含义，在云南话里也有。比如“耐操”，这个词在互联网上的普及程度应该很高了，有人翻译过来是“耐造”，但我觉得这实际上是北方话、北方人的理解，将其他语言都译成北方话就是翻译吗。其他地方不知道，但云南方言里有一模一样的词，不需要改动。或者还有“辣操”，是形容这个人很勤劳、能干，很会做事的意思。

直到今天，看到一些初高中同学的日常里仍然保留了方言习惯，包括网络表达的部分，我感觉能用方言打字聊天的人都不同寻常。

有一次聊天，不知道什么缘由，母亲突然跟我说，她不会讲普通话，“有时候讲出来自己都听不懂在说什么鬼”。

我们是云南的少数民族，暂且不说民族语，但从小到大都是说地方方言的。然后某一天，学校、社会到处都是“学好普通话”的标语和口号，老师开始用带口音的普通话上课，我们坐在教室里面面相觑，不是听不懂口音，而是听不懂普通话。

有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是，普通话倾轧了地域方言本应存在的空间。当一种方言不能在本地域的公共场合使用，也就意味着地域文化被不恰当地挤压。

“如果说普通话是权势的权力话语，地域方言就是弱者的心灵话语；如果说普通话是扩张的、外向的、处于中心的，地域方言无疑就是内心的、收敛的、处于边缘的。普通话天然的在无情地挤压、威胁方言以期维护自己的权威性与合法性。”

无论是语言上的多数人还是语言上的少数人都享有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

我日常接触下来，发觉北方人在语言方面都笨笨的，每天就是惊讶于全国其他地方人又讲了一句什么好笑的方言，模仿、嘲笑，但又要说人家叽里咕噜，号称一句都听不懂。其实我有时候真想问问，是真的听不懂吗，还是以你北方话为基础的普通话把你惯坏了，导致你没有办法尊重其他地方人的语言。

过去这么多年里，我是不会讲彝话的彝族，方言是我和普通话之间仅存的隔离带，有时候我会觉得很神奇，我们家讲两种方言，我们姐妹也有点装模作样，会突然间心照不宣地切换成另一种方言讲话，聊天就好像在聊别人的人生。

我们方言里有 “wu3 su4” 这个词，我一直没能找到准确对应的汉语名词，如果真要找，我也只能生搬硬套一个“恶（wu）俗”，但看起来始终太过强烈，远远“超过了”方言词本来的意思。

后来翻到一篇张爱玲的《论写作》，她说「那种杂乱不洁的，壅塞的忧伤，江南的人有一句话可以形容：“心里很‘雾数’。”」并且她也说明了，这二字在国语里似乎没有相等的名词。

我感觉和我的方言是相通的，意思也很相近，就是一个女人面对“堆在盆边的脏衣服的气味”这种感觉。她用的是“雾数”，杂乱不洁是其次，那种茫然不知所措，壅塞的忧伤才是紧要的。

“心之忧矣，如匪浣衣”，一个男人恐怕无法领会，她心中的幽怨抹不掉，好像没洗的脏衣服。这是很多年来单属于女性的一个譬喻，面对孩子和丈夫丢下的烂摊子，她厌恶又怜惜，然后还是要自己去做。思前想后，只恨想飞无翅膀。

谈了这个例子，恰巧有广西的朋友告诉我，“雾数”在桂林话里使用频率也很高，她一直以为是桂林方言。

在我们方言里，没有“工作”、“上班”这样的词，种地砍柴浇菜水是“活路”，外出打工是“活路”，总要找条活路。 这是我们生存的方式。

有些一本正经的书上会说，语言反映了特定语言群体看待世界、自然、社会的视角和认知，这种视角和认知是独特的、不可以被其他视角和认知轻易取代，而这也许就是世界、自然和社会真实的一面。

小时候家里用报纸来糊墙，我刚识字，会用方言来念那些报纸，印象中几乎全是“现代化”之类的词语，说出来不仅别扭，而且所传达的信息表明那是另一个世界，与我的世界基本不相干。

直到长大，进入城市，舌头完全被普通话占有，可以娴熟地用来表达和“文明”、“现代化”相关的一切，并深以为那就是自己所拥有的，被迫或主动地沉浸在一个“中国梦”的幻想中，我们观看世界的方式就彻底地改变了。

只有那些来自家乡的消息，母亲说不会讲普通话、中小学同学正在使用汉字来模拟方言的表达，这些聊胜于无的补救，让我们保留了不受挤压的一块。后来我告诉母亲，不会讲普通话没什么可耻的，强行让人讲普通话才可耻。

在云南老家，一代又一代的孩子还在被普及标准语，而我们的小朋友普通话不好的时候，说出来的口号就会变成这样：“我们都有一个梦，让祖国不祥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