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吉林洮南私搭浮桥，因收费村民一家18口被判寻衅滋事”一案引发社会关注。村民被判“寻衅滋事罪”是否合适？收取过桥费是“强制收费”还是“自愿交纳”？对于该案中社会关注的焦点，不少媒体和专家发表了评论。

“寻衅滋事罪”是否合适？

7月8日，澎湃新闻发表评论《因搭浮桥判18人有罪：机械执法有悖常识》。

文章指出，本案虽然形式上具备了“强拿硬要”等“寻衅滋事罪”的罪状要件，但由于2013年两高《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把此罪的动机界定为“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显然黄德义一家建桥收费，就是做一份经营，方便村民出行，根本就没有“寻求刺激、发泄情绪”等目的，不具备与寻衅滋事罪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处罚的必要性，不应认定构成寻衅滋事罪。

同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发布《私造浮桥，有罪吗？》一文认为，寻衅滋事罪有四种行为方式：有随意殴打他人，有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还有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对于收费，黄某称，自己在焊船体、搭建上投入超13万元，收费是想收回成本，同时，他从未强制收钱，都凭村民自愿，对一般的过路人，也不存在“不给钱不让过”的情况。李某某、振林村某村干部和多位洮儿河对岸安全村村民也证实了该说法。

7月10日，红网刊载评论文章《私搭浮桥谁之过？莫忘了为民是初衷》。文章指出，黄某身为农民自己搭桥花费了不少钱，村民为了同情和感谢每次给一点钱，这种双方自愿的情况合情合理，怎么就成了触犯刑法的犯罪行为？

如果按照这种逻辑，合情合理的自愿行为被打上了“寻衅滋事”的犯罪标签，那类似直播打赏的自愿行为算不算？有关部门看不到行为的本质，而片面地依据法律条文给村民扣上犯罪的帽子，难服悠悠众口，此为执法之过。

收取过桥费是“强制收费”还是“自愿交纳”？

华龙网“两江评”发表评论文章《私搭浮桥被判刑 不能执的是法 失的是民心》。文章指出，修桥客观上呼应了当地群众的出行需求，收费只是为了收回建桥成本，而且遵循自愿原则，并不是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

所谓的严重社会影响究竟从何而来？影响当地群众出行的痛点难点，地方政府看不见，群众自掏腰包修建好了，反而被揪着相关条款重罚，如此“避重就轻”到底是在掩盖什么？如果当事人确实存在问题，应该把问题调查清楚，并向公众解释清楚。

浙江日报“潮新闻”发表评论文章《村民私搭浮桥一家18口获刑，过河需求被漠视何谈以人为本》。

文章指出，目前，此事最主要争议点之一，不是违法私自造桥，而是当事人一家到底有没有强行收取过桥费。

黄德义表示，过路费问题，都是村民自愿支付，并无硬性规定，附近熟悉村民过桥都不用给钱。判决书却是另一种说法：公诉机关提供相关证据，认定被告人一家，在桥上拦截过往车辆强行收取过桥费，多次强拿硬要他人财物，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破坏社会秩序。

对于这个主要争议点，我们不能只听黄德义一面之词，也不能全看判决书上的内容。不过，判决书上提到一个重要信息，上面列了19名受害人，累计被收取的过桥费从50元到20000元不等，千元以上的11人。社会也该听听这些“受害人”怎么说，并让公诉机关展示下提供的相关证据，搞清楚这些证据是否充足有力，经得起法律反复检验。这些弄明白，这一争议的真相才会水落石出。

新京报评论文章《私造浮桥，是非认定离不开事实与法律》认为，媒体报道中，多人证实黄德义等人从未强制收钱，全凭村民自愿，甚至有被害人把经法院返还的过桥费又给了黄德义，“搭这个桥，确实给咱带来了方便”。

如果上述说法属实，黄德义等人就没有强迫收费行为，寻衅滋事罪自然也无从谈起。所以，本案的最终结果，取决于强制收费的事实是否存在，以及恶劣程度是否到了需要刑法出手的程度。

南方都市报评论文章《私搭浮桥罪与非罪存争议，公共服务长期缺位不应该》指出，被告搭建浮桥也并未强力阻止他人选择其他渡河方式，只是其他村民对几分钟几块钱与“70公里，3个小时”这么两种通行方式进行比较做出的判断，本案“强拿硬要”的痕迹可能亦不突出。

“合法的桥”呼之不出，“违法的桥”才会欲罢不能。法律的当然应当归法律，但社会问题的求解又从来都不局限于法律。“私搭浮桥”争议引出的当地政府“深刻反思”，尤其值得认真对待，因为不管私搭浮桥的罪与非罪，都不是公共服务长期缺位的理由。

作者｜法度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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