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说真话才值得追忆

我觉得，萧斯塔科维奇的《见证》这本书，其特别之处是让读者看到，大师们心里想些什么，天才的艺术家、知识分子如何与这个时代相处。

彼得堡——彼得格勒——列宁格勒音乐学院院长格拉祖诺夫是一种，作者写到他的恩师惊人的才华和智慧，而这种面貌同时包裹在那个时代许多滑稽细节之中。

此人隔着门听一遍交响乐新作品，就能在钢琴上弹出来；他的耳朵能定音高；他精通若干种乐器。他在英国指挥，乐队认为来了个野蛮人，说他要的音吹不出来。他拿起圆号，对准了一会儿，就吹出了规定音。叛乱粉碎了，排练继续。

可是在艰难时世，没有酒喝，他只好托萧的父亲从公家那里“搞”酒精，这在当时，双方都冒了被枪毙掉的危险。他裹着皮大衣缩在公寓里，躲到一间侍女的小屋弹琴，因为只有这么小的屋子稍能保温。

他的博学和造诣、他精湛的艺术修养令萧斯塔科维奇倾倒，他的言简意赅的表达方式，与当时流行的浮夸谄媚形成强烈反差。这种人的存在，使得艺术领域里仍有另一种尊严。有这种精神承传，我觉得可以解释，何以在专制的限制下还会有萧斯塔科维奇，基于什么信念这个人坚持了自己的艺术探索。

尤金娜又是一种，萧写了这位杰出的钢琴家作为“癫僧”的。而所谓“癫僧”，伏尔科夫在序中说，这是俄国特有的一种宗教现象，癫僧能看到和听到别人无所知的事物，但是他故意用貌似荒唐的方式委婉地向世人说明他的见识。

我觉得，这就像小说中的黑色幽默风格。萧有时也这样称呼自己和自己的朋友，在各种场合，他们也是如癫僧一样在装疯卖傻。和那群与当局合谋装疯卖傻的比较，区别只在于癫僧有自己对于真实的理解。

萧笔下的尤金娜是个不合群的天才，有很多歇斯底里的行为，如把房子给可怜人，钱给教会。在斯大林晚年发神经的时候，她被叫去录过只有一张的唱片，当晚换了三个指挥，全都站不住，只有她不怕见鬼。

不久，她收到一份两万卢布的红包。在回信中，她说：谢谢你的帮助，约瑟夫，我将日夜为你祈祷，祈求主原谅你在人民和国家面前犯下的大罪。钱我捐给了我所参加的教会。

写完这封自取灭亡的信后，她寄给了斯大林。

我们当然可以问：这样的人又有几个呢？存在着古拉格群岛，更多的是普遍的叛卖。何况萧也并不是政治上的异己分子，他妥协，奉命给电影配乐——“给恺撒交租”。尽管如此，他仍被看作危险的形式主义者，他收拾好了东西等到晚上被带走，特别是在他的赞助人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被枪决之后。但是，按照所罗门·伏尔科夫的说法，他也走上了癫僧的道路。语言失去了它的表面意义，他的音乐也是这样。官方解释和作曲家的内心有巨大的鸿沟，他表里不一，外面的服从只不过是为了生存。

从表面上看，中国当代一场场大批判与斯大林时代没有区别，只有一个区别：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是装傻还是真傻。这是我读这本书不能不联想的问题。

萧斯塔科维奇有一段很惨的话，他说：“看那些愚蠢粗俗的大批判表演，和年轻人解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不懂。你可以找你的同辈聊聊，但一个也找不到，已经死光了。而幸存的人都蠢透了，也许这正是他们所以能幸存的原因，也许是他们装傻，这样也有用。我永远不相信到处都只有傻子，他们一定是戴了假面具——这是一种求生的策略，可以使你保持最低限度的体面。”他生气的是，斯大林时代结束后，所有的人都说自己受骗了，中了斯大林的奸计。

我相信这就是他要写这本回忆的真正原因：他不是真傻。不仅是他，而且还有一批这样的人。这就是他要设法让最后一部杰作——从官方钉死的墓穴中逃出来，在人们未来的记忆里寻找最后的庇护所。

还有，他要说明，没有人受骗，当时许多事实人人都了解；但睁眼说瞎话，因为没有人把真相讲出来，所以他要讲。他讲了所谓哈萨克民族诗人是怎么伪造出来的，还有真正的民间歌手到哪里去了。其中，他只选了一件来讲，但这一件就够了。

那就是1930年代中期，官方宣布，召开一次全乌克兰民间歌手大会。这些歌手都是盲人，像荷马一样；他们有几百人，从那些被遗忘的小村庄聚垅来。像在一座活的博物馆里一样，乌克兰全部的民间音乐和诗汇集在一起。结果，歌手们几乎全被枪决了。自古以来，从来没有人去伤害盲人歌手，但这些可怜人这次几乎全被杀害了。

作者说当所有这些事实都被收集起来，这些罪恶的指使者就一定要为之负责，即使是在子孙后代面前。

因此，他在回忆中放弃了从前当众要戴上的面具，袒露了一个艺术家、一个知识分子对这个时代的真实感受，这不是关于我自己的回忆录，这是关于他人的回忆录。别人会写到我们，而且自然会撒谎——但那是他们的事。

关于往事，必须说真话，否则就什么也没有说。追忆往事十分困难，只有说真话才值得追忆。

回头看，除了一片废墟，我什么也看不到；只有尸骨成山。

他说：“这将是一个见证人的证词。”凭着这些记录，他完成了对那个时代的审判。

这本书，以及这一套书，让我觉得有一个隐匿的俄罗斯，从过去的那个革命的俄罗斯外表下浮现出来。

只有说真话才值得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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