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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如今打开微博，每天都是各种明星八卦以及各种鸡毛蒜皮的新闻。

每天热搜无数，但转瞬即逝。

什么女童性侵案反转，什么李玟老公争遗产，后台很多读者朋友让我写，但是我拒绝了。

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我更想留下一些有意义的文字。

因为在我心里，有两位老人与艾滋病的故事，更值得被14亿中国人铭记。

她们的名字叫：高耀洁、王淑平。

你们可能很陌生，但是我想告诉你，她们曾经拯救过几百万中国人的性命。

但是我国主流媒体一直避讳莫深。

现在是时候让你们知道她们的故事了。

这也是两个关于吹哨人的故事。

结局和李文亮医生一样。

2019年年底，电影《吹哨人》上映。

没有想到，有生之年竟然可以在国内看到这样一部片子，虽然因为敏感已被删减不成样子。

但是真实世界里吹哨人的遭遇可比电影里惊心动魄得多。

故事的最后——

她被开除公职，离婚、众叛亲离、逃亡，流浪海外，最后客死异乡。

那些打击报复她的人现在却高高在上，儿孙满堂。

你看，这世间故事多魔幻：

心黑手辣者得享天年，普渡众生者客死异乡。

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

她们的故事拍成电影该有多炸裂？

01

这是一个关于艾滋病和两位老人的故事。

在遥远的太平洋东岸，一位年逾九十的中国老太太在纽约曼哈顿上城哈莱姆区住了近十年，那里被称为“全美最贫穷和犯罪最严重的区域”。

她蜗居在一间不起眼的简陋公寓里，双耳失聪，房顶时不时传来滴水声……

她常常坐在潮湿的屋子里，目光如炬。

老人裹着“中国特色”的小脚，常年躲在屋子里伏案写作，饮食寒酸，偶尔会坐着轮椅出来晒晒太阳。

周围人并不知道她的来历，只是觉得这个亚裔面孔的老人有些奇怪。

她看起来很孤独，没有什么亲戚朋友；但同时又显得很热闹，来拜访的留学生或者学者络绎不绝。

她叫高耀洁。

这个名字曾出现在2003年“感动中国人物”的颁奖台上；

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的座上宾；

以及2009年8月从广州飞往美国的飞机上……

02

时间回到30年前。

那一个时代，风云动荡，浮现出一个魔幻的中国。

但更魔幻的事情发生在河南，那里曾经上演震惊世界的血浆经济。

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

上世纪80年代末，保健品市场开始在中国快速发展，血液作为生物制品的原材料被大量收购，市场需求急剧扩大，“血浆经济”遵从利益逻辑突飞猛进。

当时的河南省当地政府提出“要想脱贫致富，赶紧走卖血路。”

由于地方政府的支持与血贩的鼓励，血浆经济很快形成产业，官方也提出“想要奔小康，赶紧卖血浆”、“不卖血就是不爱国”的宣传语。

老人的儿子死于艾滋病（卖血感染）
孙子也是病毒携带者（母婴感染）

上世纪90年代初前后，河南农民身体内的血液成了那些“工厂”廉价的生产原料。

血站在那时是河南省各地市的另类的工厂，民营的、私有的、合法的，地下的另类工厂更是遍布城乡，无一计数。

血，就是钱。

有人疯狂卖血，一周之内连续数十次抽血，体内的血液几乎被抽干死掉。

有人不去打工，每天靠着卖血的钱活命，甚至叫上年仅7岁的孩子一起。

但是要命的是，卖血的人中有的是艾滋病患者，有的是乙肝丙肝患者。

——血祸中原。

03

一个叫王淑平的女人出现了。

她是第一位揭露河南艾滋病祸血案的英雄。

1991年，王淑平开始在区卫生局下属的血站工作。

不久后，她发现当时在河南盛极一时的“卖血经济”中一个可怕的安全漏洞——

艾滋病病毒和肝炎病毒携带者卖血，血站的血液制品受了污染，然后又通过不同渠道传染给健康的献血者和数以万计无辜的健康民众。

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

王淑平建议血站要对所有献血员进行HIV检测，所有的血站都应该停止采血，并且连夜把提议汇报给省卫生厅——

但是被搁置了，没有人知道原因。

1993年春天的豫东平原上，河南太康县一位从昆明来的献血员的HIV病毒很快传染了10多个人。

命运馈赠的礼物早已暗中标好了价码。

每天都有人感染，每天都有人卖血……血站还在继续开，私人的，军分区的、红十字的，还都在营业。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全区每天至少会有1000人感染。

没有办法，为了解决燃眉之急，1994年底王淑平自费创办了周口地区临床检验中心。

她在周口地区的献血员中提取了404份血样，而后发现了惊人的HIV阳性感染数字，她担心结果不准确，接连用了几种不同的试剂，但结果让人大吃一惊。

“我赶紧把这个结果报告给了当时的地区卫生局长，局长说，你们给周口做了一件大好事。”

王淑平说，那位局长刚上任不久。

王淑平向周口地区卫生局递交的报告

半个月后，她又一次去找局长汇报，但是没有收到任何答复。

“我知道，他们想把这个事情压下去，那我就自己上北京。”

王淑平说到做到，1995年底，她带着62份HIV阳性血样独自去了北京，找到了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想在这里做权威的鉴定。

一份血样检测要700块，62份全做下来需要4万多，这对于自己掏路费跑到北京求结果的王淑平来说是天文数字，不是心疼钱，是真的没钱了。

当初停了自己的薪水，把钱都花在了采样和初筛上了啊。

她当场就哭了，蹲在医院大厅里嚎啕大哭，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那么多无辜的可怜人该怎么办。

幸许是老天垂怜。

中国流行病学首席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毅碰巧看到了她，王淑平把事情经过给曾毅讲述了一遍。

“曾院士一听，非常紧张，他说不要你这个钱，先做15份吧。”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的鉴定结果很快出来了：15份血样中有13份被确定为HIV阳性，2份为疑似。

后来的故事你知道了——

1996年3月，全国开始取缔以采血浆盈利为目的的大小血站。在河南，因从这年的3月14日夜开始刮起的血站取缔风暴，后来被称为“3.14案件”。

是的，她立功了，她是英雄。

可是，不管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度，说真话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

1996年, 一个领导问她，能否把她报告上的数字改动一下，她说这不能改，要改领导自己改。这位领导又问她，为什么别人没有发现艾滋病疫情，为什么她发现了？王淑平说，现在不是讨论谁发现问题的时候，而是要赶紧去关闭血站。

王淑平从北京回到周口后不久，一个退休的卫生局长悄悄对她说：“你别在这儿干了，有人要找你的麻烦。”

王淑平不听，她说问心无愧。

王淑平接连碰到了多人前来中心找碴，反反复复被追问到底往北京送了多少血样？都做了什么检测？随后，从1996年初开始直到1997年王淑平工资被停发了。

“吹哨”是件危险的事，因为会触动某些暗黑利益，所以王淑平必定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她当时的丈夫在卫生部工作，因为妻子“吹哨”揭露“血祸”，在机关也受到排挤，最后两人离婚。

1996年11月，河南省召开艾滋病预防大会，王淑平在会上与一位正在讲话的领导发生冲突。10多天后，这位领导到周口检查工作，专门到了临床检验中心，对几位正在工作的医护人员说：“你们都不要干了，这儿不合格。”随即，临床检验中心被关闭，王淑平被去掉职务，随其他人员合并到周口地区卫生防疫站。

1996年12月，卫生部有一个奖项准备颁给对艾滋病工作有功之人，曾毅提名了王淑平，但河南省却没有上报她的名字。

在中心被关闭之后，王淑平给卫生部写过三四次报告，汇报她和同事的处境，但不仅没有用而且汇报一次处境就恶化一次。

2001年，她最后选择了离开祖国，遗憾的是没帮同事讨回停掉的工资。

她在那里的英文名叫 Sunshine，意思是阳光。

那一年，华中地区面临艾滋病危机获得承认，至少50万人在血站卖血后感染艾滋病毒，其中河南是艾滋病毒疫情最严重的一个省。

“我遇到了巨大的麻烦，涉及到权力金钱和无钱无势者的冲突。我决定为感染丙型肝炎病毒和艾滋病毒的无辜的人站出来。”她曾经这么回忆自己的初衷。

2001年8月23日，国务院新闻办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开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的艾滋病疫情。

此前一天，那位首次报道了文楼村疫情的记者接到了不被省内所有媒体任用的通知。

很多年后王淑平回忆说，她不孤独，有人和她一样拿命去吹哨。

值了。

04

一个是第一位揭露河南艾滋病祸血案的英雄，一个是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

但在那段历史中，高耀洁的人生始终没有和王淑平交汇，而命运却是殊途同归。

高耀洁是文革前的大学生，1954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医学院。

到90年代退休时，她已经是享誉整个河南省的妇科专家，还曾经多次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

彼时60多岁的高耀洁，儿女双全，名利双收，本可享有一个富足安稳的晚年，缓步迈向人生终点。

可是，一位女病患彻底改变了高耀洁的人生轨迹。

1996年，业已退休的高耀洁被请去某医院会诊时，遇到一位奄奄一息的农村妇女，HIV检测结果成阳性。

在那个年代，人们对艾滋病还没有特别清晰的认识，只是有个模糊的概念——乱搞男女关系和吸毒，都有可能染上艾滋病。

病人的丈夫告诉她，妻子自己不可能有问题，以前做过一次子宫肌瘤手术，曾经输过血。

难道是血才让她染上艾滋？

高耀洁被震惊了，因为这意味着，医院的血库已被污染，受害人绝不止一个！

她开始调查，揭开震惊中国乃至世界的“血祸”：河南省等地方政府在1990年代推行的“血浆经济”，导致爱滋病疫情的大规模蔓延。

这也是国内首次发现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例。此后，高耀洁拖着年迈的身体多次前往河南农村做田野调查，在不断的调查取证中，她几乎已经可以肯定，就是“血”的问题！

2003年1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前往河南文楼村探望艾滋病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紧紧拉住艾滋病患者张老太的手

结束文楼之行后，吴仪在郑州与高耀洁医生闭门畅谈3个小时，吴仪问她：“有人告诉我，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是吸毒传播和性传播？”

高耀洁愤怒地说：“在这里，血液传播才更普遍！”

2004年，为了证明血祸不仅仅是河南独有，也不仅存在于中原地区，而是全国范围内的普遍现象，高耀洁和15个志愿者一起，踏上了秘密调查南方5省（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艾滋病疫情的征程。

一个多月之后，风尘仆仆的高耀洁带着满满一个旅行袋的材料回到家里。

老伴郭明久看到她终于回来了，埋怨着说：“你快把我吓死了，这几天有不少人找你，我都说你去旅游去了……快把你的宝贝材料藏起来吧。”

他不停地对高耀洁啰嗦，回忆文革被整的往事，由于担心再来抄家，他把高耀洁的材料藏在阳台的废物堆里。

第二天，高耀洁外出去山东，过了两天回来之后，却看到老伴满面愁容，含着眼泪对她说：“你南下的调查资料全被我烧了。这些材料会惹大事。我们全家没法生存啦，我实在怕，你别怪我。”

高耀洁听后躺在床上大哭一场。

她的调查越来越困难，在某些艾滋病村里，如果谁能举报高耀洁来了，甚至还会得到500元奖励。

她曾一度被官方树为典型，被中国教育部评为“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入选“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当选中国中央电视台评选的“感动中国2003年十大年度人物”。

但随着她锲而不舍揭发这场蔓延中原的“人祸”背后的重重黑幕，高耀洁逐步成为中国官方的重点监控与打击对象，人身自由被控制，电话被监听，出门有警察跟哨。

2009年8月，高耀洁以82岁高龄开始异乡流亡。

“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

“我是无奈才跑到美国来，当时情况很危急，他们把我搞爱滋病政治化了，我怕他们抓我。”高耀洁回忆十年前惊心动魄的逃亡，“假牙没带，中饭都没吃，只带着装着爱滋病调查资料的硬盘”。

“我一辈子经历三次逃亡，11岁逃日本，18岁逃内战，82岁又逃到美国。”

从此高耀洁众叛亲离，老伴早已辞世，儿女拒绝认她，亲人不理解，把她视作“国家的罪人”、“流亡海外的叛徒”。

她曾收到女儿的来信：“你在走让国人谩骂的路，你继续这样折腾下去吧，你将在孤独和寂寞中死去。”

没有人知道，老人这双饱含沧桑的眼睛，曾见证过几十年前发生在中国河南的那场“中原血祸”；而她那双并不利索的三寸金莲，曾踏遍祖国山河大地，为一群罹患艾滋病的底层贫民奔走呼号。

那是一个孤独的守夜人啊。

那些爬行在刀尖上的吹哨人啊。

有谁记住了她？

是的，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国家，正在一点一点变好。

但是你要知道，那些“好”是怎么来的？

是许许多多个像王淑平高耀洁一样的人，他们付出了你难以想象的代价。

他们黯然离去，甚至你都不知道她的名字。

我一直相信，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度，说真话的代价都会如此之大。

一束光照进铁塔，铁塔里的肮脏龌龊被显现，这束光便有了罪。

我们的长辈都说枪打出头鸟，是的，王淑平高耀洁她们就是一只出头鸟，最后她的下场很惨，夫离子散，一生流亡。

我也知道，有很多人觉得自己很聪明，会来事，懂得明哲保身，习惯做沉默的大多数，并且沾沾自喜。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有些鸟来到世间，是为了做它觉得对的事，而不是专门躲在黑暗的角落避开子弹的。

高耀洁现在蜷缩在纽约曼哈顿上城哈莱姆区的破旧公寓里，望着大洋彼岸的祖国，白发苍苍，目光如炬。

“我这一辈子就是在逃亡啊。人回不去，骨灰也要回去。”

那是高耀洁最后的宿愿。

一声长叹——

故事回到最初。

王淑平逝于公元2019年9月21日，在美国一个遥远的地方，没有人知道她来过。

她生前最后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没有考虑自己的命运。”

文章写到最后，眼泪忍不住砸下来。

为什么好人就是没有好报？

我彻夜写下这篇文章，无他，只愿世人：

——记住她。

那个永不消逝的吹哨人。

这一次，请让我们为英雄点亮在看。

谢谢你，为中国底层百姓拼过命！

参考资料：

《我的防艾路》，高耀洁

《河南发现艾滋病十年报道》，南方都市报

《高耀洁：在火山口上呐喊》，南方周末

作者｜公子不才呀

编辑｜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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