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边的人说，刀郎的歌曲是新时代的大毒草，是皮里阳秋的抹黑。右边的人说，好啊好啊，刀郎的歌声像手术刀，无情地解剖了社会的丑陋面貌，深度力度广度无人能及；中立的斩钉截铁，你们都错了，刀郎不是骂人，他的歌也不是醒世名言，他就一唱歌的。

无论左右，刀郎都处在被捧杀的悬崖边，舆论场里看似在热议他，实际在煎熬他，所谓祸福相依，杀人于无形，刀郎究竟是带刀的英雄儿郎，还是会成为刀下新鬼的薄命郎，且待下回分晓。但人们如此急切地解析一名歌手的社会批判意味，则相当罕见。

刀郎新专辑的歌词借鉴了《聊斋志异》描画险恶世道的手法，他以流行的歌喉让更多人重新谈论这本志怪小说集。这不仅仅是讽喻文学的力量使然，更是蒲松龄笔下的世界，“花面逢迎，世情如鬼，嗜痂之癖”，如赌命轮盘，到了古今“举世一辙”的地步。

不管左中右自以为从刀郎的山歌寥哉中听到了什么，也不管这种自以为是的解读是否准确，至少说明他们的相同点：那就是认为罗刹海市不在刀郎的歌中，而在周遭的现实里。这个现实一直未被普遍地注意到，直到刀郎将他们棒喝至恍然大悟。

刀郎《罗刹海市》成了众口铄金、三人成虎之作，这也意味着这个作品达到了文艺经典的标准，亦即：它可以被正反两个方面解释，这些阐释者无非是借作品浇灌各自的胸中块垒。这种情况下，往往意味着争夺解释权，变成毫无意义的举动。

人类世界既在罗刹海市之中，也在罗刹海市之上，还在罗刹海市之外。根本而言，不是刀郎有多么厉害，预见了社会情势的反响，所以量身定做了先声之乐，而是中国普罗社会浩浩汤汤盘桓浪费至此，日夜蒸腾的大众情绪，找到了宣泄的切入口。

从“反击四大恶人”到“讽刺社会现实”，刀郎的歌迎合了全体阶层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普遍情绪——这些情绪之间可以共通的很多，无法共通的也很多。一首歌做到了代表上中下的份上，这就是时代的歌曲，它的流行取决于形形色色与之共鸣的节奏。

从讽喻意义上讲，罗刹海市马户又鸟们真不怎样，这也意味着当前社会也真不咋样。在刀郎的旋律响起时，过去那种“你站立的地方就是XX”，“你怎样，XX就怎样”的豪情，显得太矫情，太丢人了。就此而言，刀郎的歌是解构了一些东西。

问题在于，如果刀郎讽喻的起点是社会这个“大局”，那它的终点在哪里？哪怕全民热议，但关于这个关键点是模糊的。认为刀郎的歌曲是骂“四大恶人”，这个理解本身是很有意思的：人们无形中将讽喻的刀锋向外了，认为自己有超越罗刹国的特权。

所以，哪怕刀郎被争夺着成为矛、成为盾，但左中右对刀郎警世恒言中根本性的种族因素，到底是绝口不谈的。然而，只有在这个民族性上，罗刹海市的全部讽喻才能尽数落实，才动起来作尺度的丈量，而不是成为随立场挑拣的浅薄之论。

歌曲很像文字，从它诞生的时候起，就不再专属于歌者或作者，听众和读者必定要参与到它的流传中，误解是常态，扭曲是常见，这是歌者/作者无法掌控的命运，却也恰恰是文艺的魅力所在、凶险所在。眼下这个阶段，刀郎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为自己辩解。

回头看，唱2002年的第一场雪时，刀郎尚居于中港流行乐坛的边缘。那时候，好音乐都有个特点，它们不是对情感的表达，而是对情感的逃避。20年后，中港乐坛齐衰落，刀郎挟劝喻之音成了孤勇者。使刀郎异于众星的不是他的个人性，而是全社会失望的延伸。

《聊斋志异》虽是搜集民间故事而成，终究是聊斋先生的出世呓语。刀郎借异史氏的精神内涵一用，获得了喧腾之效。这个现象雄辩地证明，大量在道德上值得质疑的活动已让古今社会趋同。因为太多人困在较低的意识层面上，吟游罗刹海市的刀郎就成了那个带“刀”的人。

作者：照相的宋师傅

编辑：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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