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湖南省委组织部发布省管干部任前公示，临湘市委副书记、市长刘琦，津市市委副书记、市长彭子晟，均被标注为“拟进一步使用”。一则看似再普通不过的人事公告，却意外掀起了公众的疑问——在不披露政绩、不回应问责、不解释岗位调整背景的情况下，这种“进一步使用”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否已沦为体制自我修复、自我保护、自我循环的一种仪式语言？

在当前高度行政化的政治结构中，干部选拔机制的“年轻化”已被反复宣传，但人们更关心的，是这些“80后”干部究竟代表着改革的方向，还是仅仅成为旧体制中的新一代延续者。而“拟进一步使用”这个语焉不详的说法，更像是一个官场专属的密码，排斥外部理解，屏蔽公众监督，成了真正的问题所在。

一、神秘的“使用”：公示制度的虚设

我们首先要正视的是，这类所谓“任前公示”正在滑向制度形式主义的深渊。一则应当接受社会监督的公告，仅列出性别、出生年月、学历、职务、民族与党籍，却对公众最关心的问题——干部履职表现、施政成效、廉洁记录、舆情反应——只字未提。

彭子晟网络资料图

刘琦任临湘市长、彭子晟任津市市长已有若干年，这两个市的经济发展、治理水平、营商环境、信访状况如何？在任期间是否有突出成绩或争议事件？这些问题并没有出现在公示材料中。而这恰恰暴露出问题的本质：任命已经确定，公示只是象征。换言之，这根本不是“公示”，而是“通知”。

二、“年轻化”的幻觉：政绩缺席，机制不变

从表面上看，80后干部的提拔似乎在回应“干部年轻化”的呼声。然而当“年轻化”只是体制内部代际更替的表象，而非机制变革的突破点，其实质不过是一个“新瓶装旧酒”的幻觉制造。

我们没有看到这些市长是否通过公开竞争脱颖而出，也没有看到任何基层民意评议的过程，更没有看到对其能力、廉洁、担当的社会反馈记录。“年轻化”最终成为一种掩盖“圈层继承”的话术，一种以“年龄”为标签掩盖“继任制”的新外壳。

三、提拔的逻辑：“政绩”与“关系”谁在驱动？

再来看两人的简历。刘琦出生于1980年，文学学士；彭子晟出生于1983年，管理学博士。两人均为市级一把手，现“拟进一步使用”。从履历公开信息看，并无特别亮眼的治理创新或重大政策成效报道。他们凭借什么获得提拔？是实绩，还是“组织看重”？这一点，公众永远无从得知。

刘琦网络资料照

在一个真正透明、法治、专业的干部选拔体系中，提拔背后的逻辑应经得起公开质询。而现实却是，任命由上级组织部门一锤定音，公示只是敲门砖，程序从未真正对人民开放。于是，我们看到的不是公平晋升，而是“选定-公示-上任”的闭环。

四、体制“自渡”：循环上升的组织封闭性

“进一步使用”这一词汇本身，就是官场体系内部高度专业化、排外化的术语。这种语法建立在组织内部既定路径之上，遵循的是“不出圈、不破格”的稳定原则，屏蔽的是舆论、民意、批评与下层反馈。

这便是今日官场最危险的结构特征：它不靠纠错前行，而靠内部替代与循环“自渡”。只要不出事，哪怕无为不为，只要“听话懂规矩”，就能逐级上升。而一旦“有成绩但越界”，反而容易成为“异类”而被压制。

五、公众失语：谁来监督“进一步使用”？

在一个现代治理体系中，干部的任命应当对社会开放，其绩效应由公众评价，其道德与廉洁程度应由第三方机构调查，其履职能力应接受定期评估与公开公示。然而，中国当下的任用制度，却反其道而行之，把所有关键环节封闭在“组织认定”内部。

更严重的是，当公众想要了解某一官员的履职情况，除非闹出舆情或官媒炒作，根本无从得知。监督的渠道被人为封锁，官员对人民不负责任，只对组织负责；而组织又未能对人民负责，形成双重脱节。

最终追问：年轻官员的上升通道，究竟通往哪里？

“拟进一步使用”这五个字，乍看温和，实则冷峻。它揭示了一种体制逻辑：在缺乏透明与问责的环境中，年轻干部的成长不是变革的象征，而是“稳定”逻辑下的续写者。他们之中，或许不乏理想者，但制度已经设定好了轨道——不问民意、不靠成绩、只看“服从”。

公众更关心的，不是他们年龄的数字，而是他们是不是另一个“上级意志的传话筒”，是不是一个“数据政绩的包装师”。今天的问题，不是干部老不老，而是机制变没变。

我们不禁追问：“拟进一步使用”，是谁拟的？为谁使用？最终服务的，是人民，还是组织自身？（撰文｜孙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