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审查替代法律程序?北京律所年检风波揭开司法滥权新图景

2025年5月20日,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的一场“年检谈话”,将一场本应属于行政例行程序的律师事务所年检,活生生演变成了一场充满政治威胁、权力施压与“爱国大帽子”的荒诞剧。
北京必奕律师事务所的李国蓓主任,在被“邀请”参加会议时,并没有想到,这场会议的核心,不是年检资料的真实性,也不是律所业务的规范性,而是——她必须“用智慧”处理所内一名远在海外的律师方县桂的问题。否则,后果就是:整所律所年检不过,全体律师无法执业。
不是年检,是“忠诚度”测试?
“这事是现在发生的,就得现在处理,你用你的智慧处理。”
这句话,是朝阳区司法局邸静副局长在会议室窗户紧闭之后,对李律师的“提醒”。在那句“我们都是爱国的”后,爱国成了刀柄,行政手段成了刀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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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所律师的职业命运,仅因一位在泰国陪读、半年没有任何执业行为的律师,所发表的未知“境外言论”而被集体捆绑。司法局一句“你们有管理责任”,就足以剥夺一个律师事务所正常执业的权利——这哪是年检?分明是忠诚度的筛查,是对“政治立场”的宣誓。
系统反复“打回”,人治优于法治
年检系统如同一台有思想的机器,在“通过”与“打回”之间不断切换。明明初审通过,隔日又“待审核”;明明没有投诉,律协却提示“有人举报”;李律师据理力争,换来的是“9月份也不让你过”的明示恐吓。
这反复无常的技术操作背后,是行政权力的赤裸操控。一名不知名的司法科长,几通电话、几句暗示,就能让系统状态来回翻转。程序正义在此不值一提,系统成了工具,权力主宰一切。
“注销理由不能写‘受pohai’”,连解释权都要收回?
当方律师最终提交注销申请,理由写明“因受司法局迫害”时,行政机关第一时间要求改写理由:“不能这么写,要写个人主动注销。”
这不是行政协调,这是文字狱的延伸——不仅要你承认错误,还要你自己编好台词,把责任背在自己身上,让体制“干净体面”。
李律师愤怒回应:“你们非要我撕破脸,那我们就撕破脸!”从劝说到威胁,从约谈到立案,所谓“依法治国”,早已沦为维稳优先下的口号摆设。
律师协会:工具人的悲剧缩影
在整个过程中,北京市律师协会的“考核员”史小磊的表现,堪称中国律协现实的缩影——一头雾水,左右受气,无权决定任何实质问题,却仍在流程中“尽职尽责”地传话、解释、承压。他的一句“这工作挺难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彻底暴露了律协在司法体系中的尴尬定位。
曾被称为“律师娘家”的律协,如今俨然成了行政权力的附庸,一边接受司法局指令,一边“配合”搞考核打击,名为协助律师,实为围猎律师。
谁能定义“爱国”?谁该为滥权负责?
从李律师与司法局的交锋可以看出,在中国当前的律政环境下,“爱国”已成为一种万能武器,可以绕开法律程序,取代专业评估,成为打压律师的口实。
至今,公众依旧不知道方县桂到底说了什么“境外不当言论”,又是什么话引得司法局如此大动干戈。甚至连“投诉”都查无实据,唯一可以确认的是,这一切没有公开审查,也没有合法程序,有的只是——先定罪,再找理由。
在这种体制下,一个人在国外说了什么,足以让一个律所全体无法执业;一份年检报告,可以被系统反复打回,直到配合“正确的政治处理”。
写在最后:当“爱国”成为绞索,法治何在?
这一事件不仅是北京必奕律师事务所的年检风波,更是中国律师行业司法独立性被侵蚀的最新注脚。当“依法执业”变成了“政治挂帅”,当司法系统放弃法律逻辑、拥抱政治逻辑,律师制度的崩坏只是时间问题。
李国蓓没有妥协,她没有签字,没有改理由,也没有“用智慧”去自污自损;她选择对抗、公开、反击。这份声明,不只是她一个律所的呐喊,更是对整个司法行政系统的一次质问:
法律人还能不能仅凭法律说话?还是,必须先学会低头表忠?(撰文|朱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