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员的半年外送”成为舆论焦点。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雅博士后陈龙揭露了外送平台罔顾外送员的安全，并借由收集数据，分析外送平台的数据系统如何让员工面临高强度工作压力与安全风险。

北大博士生陈龙对媒体自述，2018年他为完成博士论文，在北京中关村的一家外送员团队中，花了5个半月来体验外送员的生活，他的论文名为《‘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已在2020年底刊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持的一级专业学术期刊《社会学研究》。

陈龙在内文指出，外送员的送餐时间不能超时，但有时外送员为节省时间抄近路，外送平台的数据系统就会记录下来，然后变本加厉压缩配送时间。他举例说，有一次他曾前往人民大学送餐，该校规定外送员只能从北门进出，但北门有时离送餐目的地很远，于是他停下电动车，小跑从一侧门进入，抄近路，缩短送餐时间。结果，这一行为被电脑系统记录，再次缩短规定的送餐时间。

外卖公司系统大调整的代价则由外送员买单。他指出，一旦超时，外送员轻则白跑单或罚钱，重则停号。停号意味着外送员半天至一天不能跑单，还得去做线下培训。陈龙分析，有时外送员为了避免超时送餐，甚至得面临“超速、逆向、闯红灯”等危险驾驶手段，才能赶得上系统默认的时间。“平台与零工经济就是一个牢笼，他（劳动者）不可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占据主导权，而大数据的垄断把骑手压榨到人类极限，成为了剥削骑手的帮凶。”

根据统计数据指出，在2019年上半年，上海市的快递、外送行业的各类交通事故就有325起，造成5死324伤。而仅在2017年上半年，上海警方提供的数据中，当地平均每2.5天就有1名外送员伤亡。

对此，陈龙也在论文中指出，即使外送员有所不满，也不知道要找谁来发泄，因为老板到底是谁，外送员也找不到，他甚至表示“我当时就发现很多骑手是在真情实感地骂手机系统，觉得问题都是这个系统造成的。”

根据陈龙的分析，在这样数位管理之下，外送平台公司似乎没有直接控制外送员，但实际上是淡化了平台公司身为雇主的责任，还把劳资冲突转嫁到了系统跟消费者之间，好像不是外送平台公司应该负的责任。

核心问题是说资方可以不管外送员怎么把餐送达，只要管送餐时间，并且透过收集数据来压缩送餐时间。外送员没有集体谈判的权力，面对资方就处于弱势立场。”

来自美团公布的《2020年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显示，美团的外送员总数达到295.2万人，覆盖超过1500座城市。而饿了么蜂鸟即配官网显示的外送员数量则为300万人。这意味着，全国有至少600万外送员，且这支“外送大军”队伍仍在不断壮大。

今年4月底，北京人社局副处长王林体验送外卖的消息一度刷爆网络。当时也有媒体报导，王林12小时完成5单送餐，仅拿到41元快递费。他不禁叹，“这个钱太不好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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